人性的拷问——《一九四二》电影观后感
我出生在晋西北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从小耳濡目染了无数壮烈的抗日事迹,同时不可避免地,还有无数惨绝人寰的侵略兽行,本以为自己神经已经十分粗大,内心已经足够坚砺,不会再轻易为民族仇恨与苦难所震撼。但是从《一九四二》的片场里走出来时,我却仍然感到了不能承受的沉重、无语和悲怆,使我连续好多天脑海里总是缠绕着影片的片段和杂乱的思考。在这种情绪的折磨下,我去看了两遍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只能说文字比影片更厚重。
想来最震撼的倒真不是敌机狂轰滥炸、日寇虐杀无辜等场景,这些我都熟悉;我最不熟悉的是1942-1943年间的日军侵略者竟然在中原文明腹地的河南做了赈灾救世主,千万同胞竟然倒戈日军助其剿灭国军,这和我从小的教育认知差距太大,实在没法接受。所以我一直在想影片中冈村宁次的话,他们(灾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这个战争恶魔一语道出了这一切看似非常却正常的天理。
在赤野千里、饿殍满地的人间炼狱,国已不国,统治者道貌岸然,视千百万民众之生死于不顾,官吏惶惶然如丧家犬,趁乱大捞国难财;军已成匪,一溃千里,无能抵御外侮反将武器对准了民众的活命粮。蝼蚁般挣扎的底层民众在苦苦熬煎、重重盘剥打击中,希望又绝望。影片中老东家在开始失去儿子时还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到后来老伴去世后竟然觉得死了好,早死早解脱。至于到了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境地,那就是彻底冲破人性底线,把人逼成动物,人性沦落成兽性。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的确,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万分沉重的暗夜里偶尔透出人性向善的光点,像李培基那样的官员,像白修德那样的外国友人,像安西满那样的基督徒,虽然他们身单力薄,步履蹒跚,但正是有了他们的四处奔走,殚精竭虑,挽救了一些生命,同时也使得那个黑暗时代不至于叫人彻底厌恶和绝望。
1942,是影片,更是历史;是天灾,更是人祸;是悲剧,更是耻辱。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最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如果一个政府和社会总是把劳苦大众逼至生存极限,摧毁他们所有作为 “人”的仁义礼智信的基础,再去狠狠踏上一脚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的末日是真的数指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