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观后感

《大明王朝1566》观后感


一、历史剧中的财政问题



《大明王朝1566》和《雍正王朝》是我最为喜欢的两部历史剧，原因无它——真实。



当然这种真实并非史料上的真实，而是逻辑上的真实，它通过枯黄的双脸和满地的饿殍告诉我们一条无数次被验证的道理——



政府不能无限制提取民力，而政府的不作为必将导致民众和王朝的灾难。


《大明王朝1566》和《雍正王朝》都以一次御前财政会议开始，讨论的内容也都是财政问题，或者说是“暴露出的财政问题如何解决”。



财政是一个王朝的晴雨表。财政的上游是税收，其中占大部分的是土地税，按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所说“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



财政收入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能力以及土地兼并的程度。



唐朝两税法实施以后，土地税收与土地绑定，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而历朝历代都存在一定的免税群体，因此随着时间的演进，土地兼并的问题无法避免，伴随着免税或者将赋税进行转移的地主群体的增加，政府财政的收入必将受到影响。



自有六部始，财政的管理主要集中在户（民）部，而财政的支出则反映出皇帝或者政府“施政”的重心。



明面上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三大类：兵戎、建造以及官俸，这三者分别对应六部中的兵部、工部和吏部（这三部则又是明代六部中事权最重的部门），而在以上三者中，又以兵戎花费最重。



文、景两朝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以至“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但武帝即位，对外大量用兵，客观上增强了对当时所谓“中原”之外土地的管控，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频繁的用兵极大地消耗了民力和财政积蓄，以至于不得不采取诸如“币制改革”、“盐铁官营”等措施提升财政收入。



而至武帝晚年，关东流民超过二百万，“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针对财政困难，《大明王朝1566》提出的方案是“改稻为桑”，《雍正王朝》则是先“筹款赈灾”后“追缴亏空”，最终“改稻为桑”无疾而终，“筹款赈灾”只能解燃眉之急。



要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还要等1567年进入内阁的那位首辅和1722年即位的那个皇帝，这两个人当权虽然相隔150年，民族朝代身份不同，但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修补的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



二、三位一体，医人才能医国



财政的本质是国家或政府制定并参与社会生产分配的过程，同时财政负有调节社会分配的责任。



实际上行政和公务员群体从事的都是非生产型的工作，这部分群体基本并不直接参与商品生产。



但在封建制度下，许多官僚本身就是大土地所有者，因为在封建制度的顶端——皇帝，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地主，换句话说所谓官僚体系不过是皇帝这个“大地主”用来收租的工具。



海瑞在上疏前与李时珍说的——“国因人病，医病便是医人，医人才能医国”，准确地表达了自始皇帝起所有王朝的问题，即“视国为家，一人独治，予取予夺，置百官于虚设，置天下苍生于不顾”。



因此剧中的那些“人精”们，严党也罢，清流也罢，宦官也罢，内阁也罢，说是倾轧也好，说是皇权下的相互制衡也好，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鸡蛋上跳舞，至于导演借海瑞之口说出来“家国一体”的问题，终究是限制他们才智发挥的一堵牢不可破的围墙。


他们既是“鸡蛋上跳舞的小人”，也是“屠龙后长出鳞片的少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中提到“本书论述万历，本在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



而恰恰因为皇帝是一个“人”，他（她）必定有自己的私欲，同时作为一个皇帝，他（她）所有的欲望、缺陷和偏好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放大。



当观众看着“屠龙少年变成恶龙”的故事在以百年的周期不断上演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寻找某种出路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想起所谓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会想起张黎导演的《走向共和》，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在生产力不足，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仍能勉强相互适应的时候，盲目地期待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或者我们可以说皇帝及其背后的制度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它服从并适应于彼时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想到这里，我们或许方能够明白，可能我们会对某个朝代有所偏好或好感，但我们应当清楚，我们绝不能也不应该去怀念它们，而这或许恰是《大明王朝1566》带给我们的对于历史的终极展现和启发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