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之名》观后感

《以法之名》观后感

追完了热播剧《以法之名》，从法律的角度，谈一点观后感。

从剧中可以发现，侦查机关抓获嫌犯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讯，审讯的目的是取得口供，特别是认罪的口供。为什么口供如此重要，因为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口供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证据之王。只要其他的客观证据，与嫌疑人供述能对应上，那就万事大吉。如剧中的万海案，检察官谢鸿飞口口声声强调，案件证据链已经闭合，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有了万海认罪的口供。而一旦原本作为黑社会骨干的女律师张文菁当庭翻供喊冤，检察机关就不得不把她单独摘除出来，否则的话，证据链就无法“闭合”。张文菁摘除出来后，万海案仍然可以成为铁案。

其实，对口供的迷恋，从司法角度，是颇有点奇特的。从传统上看，国人自古以来，没有太过强烈的宗教信仰，49年后，宗教更是被视为不科学的另类，因此，在法庭上的言辞，不管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证人的作证，从来没有对着信仰进行宗教宣誓的要求，所以言辞证据常常发生变化，被告翻供，证人反复，是刑事案件中常有的事。在《以法之名》中，万海从一开始的不认罪，到坚决认罪，又到准备申诉翻案，也说明他根本没拿自己的供述当真。按照常理，口供的稳定性很差，很难成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实际上，在我国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很少被采纳，也能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但在刑事案件中，证据要求本应比民事案件更高，而司法机关却对口供极为重视，取得嫌疑人的口供，甚至成为侦查机关最重要的工作。为了口供，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诱供，逼供，都属家常便饭。比如，在剧中，为了取得律师程子健的口供，侦查机关可以将其女友带到审讯室，做他的工作，从精神上使其破防，从而促使其如实招供。

跟我国司法机关对口供的迷恋不同，西方许多法治国家虽然大多数有着宗教信仰，证人作证都需要当庭进行宗教宣誓，但他们对言辞证据似乎并不如我国重视，比如，他们普遍规定了被告拥有沉默权，米兰达规则更是要求警察在讯问前必须告知嫌犯，其有权保持沉默。

其实，在我国法律层面上，并没有将口供推崇到证据之王的地步，如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不得认定为有罪，不能由被告人自证其罪等原则。理论上，如西方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仍然可以仅凭客观证据，判决被告人有罪，那为何非得要让嫌疑人进行有罪供述呢？

在现实中，口供成为证据之王，对司法机关而言，可能主要是以下原因：一，已掌握的证据远远不足以定罪，需要嫌疑人供述后，按图索骥，查找案件关键证据；二，案件客观证据不足，也无法进一步收集，只能靠嫌疑人供述进行弥补，以达到证据链上的表面“闭合”自洽，排除合理怀疑；三，嫌疑人被抓后，如果最终被认定无罪，将是对侦查机关权威的巨大挑战，也将视为司法系统的责任事故，不允许发生，嫌疑人自行做有罪供述，可以极大降低这种责任风险。

其实，这样的审案逻辑，放在古代，也仍然成立。无数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罪犯招供，都是衙门审案的必要程序。即便没有充足的客观证据，哪怕将罪犯屈打成招，也可以视为破案成功。

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赋予嫌犯真正的沉默权，否则，侦查机关必然要花巨大的代价去收集客观证据，很多的案件甚至根本无法侦破，将导致破案率大幅下降，可能影响到司法机关有案必破的光辉形象，无法向上交待，也无法安抚受害群众的激愤。

至于因轻信口供而造成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等副作用，那只是社会安定治理中的小瑕疵。如果问问普通民众，是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还是要“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选择前者。在很多人看来，那是宏大述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体利益，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这种思维逻辑的影响下，口供为王又如何，刑讯逼供又如何，反正，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那个必然要牺牲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