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观后感：技术型思维的仕途悲歌

《长安的荔枝》观后感：技术型思维的仕途悲歌

岭南距长安五千里江山之遥。

若把“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保持水灵鲜亮的状态呈给贵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擅长做算数题的李善德却认真地做起了转运实验。

当《长安的荔枝》在陈楚生华丽的歌声中迎来终章时，笔者更想从李善德作为一个基层技术型官僚的视角解读在这场郑重其事又不失荒唐的荔枝转运中经历的身心挣扎。

李善德，开元十五年明算科出身，是受国子监专业培训过的人才，拥有根深蒂固的技术型思维。

“他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他这一生熟悉的只有数字，也只信任数字，当危机降临时，他唯一能依靠的，亦只有数字”。

得知荔枝使的重任是转运“荔枝鲜”，而非“荔枝干”时，李善德从技术层面论证出此举不可行。破局之道似乎只有与貌美如花的娇妻“和离”以保全妻小，然后以死谢罪。

反观好友韩洄和杜甫比他老道许多。韩洄认为，就算是死局，至少可以风光几个月，捞一把再死也不亏。杜甫反问，你都没去过岭南，没见过鲜荔枝，怎么就轻言无解？

深陷技术型思维的李善德，循规蹈矩，讲究事实，一丝不苟。但同时，又被禁锢了勇气和野心，也基本决定了他在官场上折腾不出啥动静。

昼夜兼程赶到岭南后，他当即吃了五府经略使的闭门羹。机缘巧合下，李德善与胡商苏谅和峒女阿瞳组成草台班子，专注于从“延缓荔枝腐败”“提升转运速度”两个技术层面解决问题。

历经三次实验，他终于触到了技术水平的极限。此时，要完成千里送鲜的任务，只能求助于磅礴的官力。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发挥到极致的技术影响力终抵不过官僚体系食指轻叩的威力。

混迹官场的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要干成一件事，技术可行性的后盾永远都是权力所支配的资源。

资源可以碾压技术，技术只能是资源的附庸。更彻底地说，权力的本质也是一种资源。

国相杨国忠的登场为李善德调动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拿到镌刻“国忠”二字的金腰牌，李善德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荔枝使——成为了借荔枝的名义可以调度岭南至长安五千里驿站沿线全部资源的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也成为了国相口中可以不遵循流程的强者。

然而，杨国忠并不是瞧得上李善德，而是看中了圣上在贵妃生日当天剥开鲜荔枝以博美人笑的美意。还能打草搂兔子，借机为皇帝的大盈库补充万贯钱财，皇帝岂不美上加美？

不亏是国相，杨国忠有见地有站位有格局有决心，自然不会陷入技术型思维的窠臼。

既然上意已决，所有技术问题都不能是问题。他相信，举全国之力，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能够为常人所不能为，一定可以在六月初一准时奉上岭南之鲜。

国相的眼中只有长安的大明宫，他完全不会念及被砍伐殆尽的岭南荔枝园，也全然不顾李善德在五千里驿路上深深忧戚的民坠涂炭。

影片尾声，皇上指着荔枝冲贵妃轻描淡写地说出“国忠办的”。

有这句话就够了，他别无所求。

所以，他能成为呼风唤雨的国相。李善德，却不能。

身在波谲的官场，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读问题。只有吃准出题者的意图，才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

从李善德看来，事实就是基础，可行才有可能。但他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客观上的可行不代表现实中的正确，现实中的正确却可以定义客观上的可行。

何谓现实？现实就是价值判断，就是利益考量。

李善德们心不在此，注定只能在技术型思维的裹挟中咏唱一曲仕途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