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经典电影《上甘岭》影评观后感

抗美援朝经典电影《上甘岭》影评观后感


597.9高地、537.7高地，这两串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数字，在1952年10月的朝鲜半岛五圣山南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上甘岭。
在这个面积不过3.7平方公里的地方，曾经承受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的火力，平均每平方米被反复轰炸过70次以上。四十三天中，十万余人投入战斗，敌我反复争夺阵地59次。以损失志愿军1.15万人、敌军1.5万人为代价。沦为焦土的五圣山，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场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导演沙蒙和编剧林杉去往上甘岭战场。一路上，遍野的金达莱漂亮极了，但到达上甘岭时，他们惊呆了。这里的石头被炸成了粉末，山被削去近两米，骸骨遍野，寸草不生。
若非亲眼所见，人的想象力无法企及这如地狱一般的残酷场面。他们开始采访战争中生还的士兵，听他们讲述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被记录在导演5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中。
两个月朝鲜实地考察，四个月国内采访，《上甘岭》的剧本才开始动笔。
又一年的时间，剧本和分镜头的写作完成，《上甘岭》投入拍摄。
1956年，电影《上甘岭》上映。

“战场的声音像风”

时为某部排长的佟心良说，战场上听不到别的声音，就只有“呜-呜-呜”连续不断的轰炸声，像刮风一样。
敌方连续的轰炸，震聋了许多士兵的耳朵。亲历者讲述，当时有很多人，并非死于枪弹，而是死于高出听力极限的炮火声，七窍流血。
作战间隙，志愿军挤在只有一米高的坑道中，最多的时候，一个不足十几平米的坑道要容纳一百多人。除了重症的伤员，都是人挤人站在一起，拉尿就地解决，因此污染了水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电影《上甘岭》中，看到士兵们几乎被渴死的原因。
脏、逼仄、混乱，气味刺鼻，濒临绝望……这样的场面，导演沙蒙要怎么拍？
他选择不拍，他选择回避一切惨烈的场面。
战斗的过程必然充斥着血腥和杀戮，包括志愿军与美韩士兵的近身肉搏，甚至有士兵踉跄提着自己被炸飞的一条腿……这样的画面，在《上甘岭》中完全看不到。
电影上映后，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看完，对里面的画面很不满意。“这跟我们经历的战争，差得太远太远了。”
导演沙蒙回应说，“拍战争电影的目的就是要和平。血腥的场面对大众没有教育的意义。只有给观众看到最美好的镜头，他们才会记住你。”

战地浪漫

我们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国人看过《上甘岭》，但我们知道，几乎所有人都能哼起《我的祖国》的旋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有人在歌曲的评论中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学会的这首歌”。
歌曲的旋律在电影《上甘岭》的53分20秒响起，年轻的弹幕大军用“泪目”、“高能”、“全体起立”这些属于互联网时代的语言，致敬先烈、致敬经典。

据歌曲的作词乔羽先生回忆，当年他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看到《上甘岭》的半成片，感叹说，怎么拍得这么感人。
导演沙蒙说，就差一首插曲了，你来写吧。
全剧组停工等待这首歌曲。每天3000元的停工成本，导演沙蒙虽然着急，却忍住不催，只每天到乔羽的房间坐一坐，片刻就走了。两个礼拜过去，乔羽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导演，你对这首歌有什么要求？你觉得这首歌该怎么写？”
“我没有任何要求，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非要我说要求，那就是——我的电影以后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在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一场雨，和雨水后积起的水洼激发了乔羽的灵感。看到孩子们在水洼里玩着纸船，他想到家乡的那条河，于是写“一条大河波浪宽”。几分钟的时间，《我的祖国》的歌词就写完了。
就他了，沙蒙说。
拿到歌词的郭兰英问，这是哪一条大河？是长江，是黄河？还是哪一条河？
领导回答，那就是你老家山西的那条河吧。
可我山西也有好几条河，这是指哪一条？
那时候的艺术家，总是有一种近乎于痴的执着。她要弄清楚是哪一条河，了解那一条河，才能唱出这一条河。
关于这条河的解释，乔羽这样说——
每个人小时候，家的附近都有一条河。而小时候的记忆往往是影响最深的，因此那条河也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歌词里的大河，就是属于每个人的那一条。
当《我的祖国》的旋律响起，藏在每个人心底，有关于“故乡”的记忆闸门便悄然打开。而所有的“故乡”汇合在一起，不正是“祖国”吗？
以小而见大，成为国人共通的情感语言。
《上甘岭》中的卫生员王兰，在坑道中唱起《我的祖国》时，战士们露出了微笑，应声和起。
这一幕，美极了。

“我什么贡献都没有！”

《上甘岭》中唯一的女性，是卫生员王兰。
八连连长看到她，为了安全起见，要人送她回去。十几岁的女孩急了，她说，“我不走，我什么都还没做，我什么贡献都没有！”

而电影中王兰的真实原型，叫做王清珍，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只有16岁。
担任卫生员的她，与同事们各自分配好，一个人照顾20名伤员。断胳膊、断腿，当时的场面惨烈极了。有乐观的伤员看她年纪小，问她怕不怕。她说，你们都不怕，我也不怕。
有些伤员无法自理，需要插导尿管。可导尿管很快用完了，许多伤员因为无法排尿，快要憋死过去。于是十几岁的王兰，用嘴吸出尿液，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而是所有的卫生员都这样做。”王清珍接受采访时说。
所有的战士都感怀于卫生员们的奉献，因此在拍摄《上甘岭》时，参与拍摄的战士集体要求，戏里必须加上卫生员的角色，否则就要罢演。
真实的情况中，卫生员并没有生活在坑道里。但导演沙蒙为了满足战士们的心愿，将王兰这个角色，放到了坑道里。
戏中这个唯一的女性形象，天真、乐观、活泼，带着乡土的憨气，而且她漂亮、与男士们不同，她的脸上从头至尾都是干干净净的。
戏中的王兰有一句台词说，“小张，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
这个戏中唯一的女性形象，代表着当时千千万万的年轻女性。她们带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奔赴战场，照顾伤员，在浴血奋战的战士们面前，缺乏着一点点自信。但她们不可或缺，也不可忽略。
王兰在电影里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时，闪烁着金子一般的光芒。


英雄

片中八连通讯员杨德才，在攻打敌人1号阵地时奋勇站出。他说，我熟悉地形，让我去吧。
在战友们不舍的眼神中，他转身向着坑道的方向招手说，“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随后英勇向前，用血肉之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这个有着坚毅眼神的人物原型，是黄继光。

据黄继光的战友讲，他生前常常提起马特洛索夫——那个苏联的抗战英雄，曾经用身躯挡住了敌人的子弹。黄继光说，这样用一己之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活得多有价值啊。
负伤后的黄继光，英勇爬向敌人的火力点，他在最后时刻曾经转向战友的方向喊了一声。但枪炮声遮住了他的声音，没人听清楚英雄最后的遗言。
战争结束后，战友们抬下还保持着挡枪姿势的，被扫射打穿了胸膛的黄继光。王清珍她们几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才将他的胳膊放下来，换上了新的军装。
在《上甘岭》拍摄杨德才堵枪眼的戏份结束后，导演要杨德才的扮演者张亮留下，同时要求留下一块反光板，其余人离开。
于是我们看到了电影中，杨德才堵枪眼时，转头喊了一声，连长！


“狂风呼啸，大海翻腾。朝霞燃烧，山麓昂胸。壮志的祖国儿女，赴汤蹈火，去做英雄的斗争。”
伴随着烈士英勇就义的画面，响起的是这样气壮山河的歌声。
谁能不动容？


“不可能再拍出这样的电影了”

做为抗美援朝题材的第一部电影，《上甘岭》不可超越。
即便是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电影技术如此发达，电影从业人员有着如此高的文化修养，都无法再做出那样动人心魄的电影。
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的选择。或者说，这是导演个人审美的比拼。
这种审美，不单指画面，而是对于战争、对于英雄的看法，和一份对观众的悲悯之心。
这是一份保存完好的善意，借着电影，流传了下来。
这就是“经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