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再战》影评——我们最终需要日常生活的革命

《一战再战》影评——我们最终需要日常生活的革命






P.T.安德森的电影复活了20世纪60-70年代的主题——火热之秋，红军旅，城市游击队...如此等等。甚至影片作为切口的开头也带有这种深刻的时代印记：一个名为‘法兰西75’的组织冲进一个关押着移民的集中营实施救援...



影片的前几十分钟让人联想到《阿尔及尔之战》以及《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它充斥着紧张的音乐，爆炸声和枪响...这或许是它让一些右翼人士声称它‘揶揄’了左派的原因。‘法兰西75’的行动贯穿着极度刺激的惊悚，它以极其戏剧性乃至浮夸的方式向法西斯政府宣战——燃放烟花。当然，在属于上个世纪的新左翼战斗的过程（街头刺杀与‘恐怖’袭击）当中，还有必不可少的-性-的部分。相比于单纯对上个世纪新左翼的-性-解-放叙事的映射（对此我们在关于68的影视作品当中已经看了太多），这在种族主义的背景之下显得更加深刻：性-关-系-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意味，不仅仅是向社会体制抗议，而且在双方之间也不断地例示着社会的权力结构。一个例子是，黑人女革命家帕菲迪亚问她的白人搭档帕特是否喜欢‘黑人女孩’，并且把‘黑人’这个字咬得很重；在一次与白人种族主义者洛克乔上校在便利店的偶遇当中，后者也不怀好意地问了帕特同样的问题。


但是，影片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并不满足于处理这一略显陈旧的议题（例如《中国姑娘》）：要不要暴力革命？如何暴力革命？《一战再战》既没有真的讽刺政治暴力，也没有刻意美化它。事实上，这部分剧情尽管重要，但是却很快就结束了：突袭银行的行动失败了，帕菲迪亚被逮捕了，然后，没有奇迹发生——她招供了。



这正是本文所意图指出的，《一战再战》的根本关切，与它的灵感来源，品钦的《葡萄园》一样，都是一个‘后革命’的问题。革命已经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革命者’如何自处。帕菲迪亚的故事不是作为主题，而是作为背景出现。有的人已经叛变，而剩下的人，他们选择牺牲或躲藏。



这或许是影片选择‘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作为其标题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赢得或失去某一场战斗，而是在其后，新的战斗——尽管从未被承认或意识为战斗——不断地涌现出来。对于那些已经不再是革命者的人来说，这是‘麻烦接着麻烦’（one trouble after another），而只有革命者能够意识到这仍然是一场战斗，进而，‘一战再战’。革命者将会意识到，他们最初对于‘一战再战’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值得关注的是，这句话，即‘一战再战’，就出现在最初一部分的旁白当中：‘装置将在晚上7点通过遥控引爆，从现在开始，就是一战再战’）。只有在认清这一点之后，帕菲迪亚的悲剧才能够得到避免。



这一悲剧就是16年的空白。在‘法兰西75’宣布革命开始之后16年，革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它还滋养着零星的抵抗势力，但是总体来看，多数的革命者成为了16年后的帕特——他有了一个处在叛逆期的女儿，身体肥胖，沉溺于酒精和大麻的麻醉当中。像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市民一样，他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与此同时，政府的法西斯状况像火箭一样快速飙升。



这是整部影片真正令人动容的地方。在家长会上，校方向帕特大肆吹捧了一番他的女儿是多么的优秀，如何符合主流社会的正常标准。而他则自顾自地环顾着办公室里的总统画像数落当中有多少的奴隶主和种族主义团体领袖...在这一‘交锋’当中，帕特（当时已经化名为鲍勃）处于绝望的下风——他发现自己已经深陷于市民秩序当中无法自拔，并且这种秩序也在吞噬他的女儿，他对于革命唯一的记忆和希望。正如影片在一开始所揭示的，鲍勃并非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个体，他对于革命的理解来源于他对帕菲迪亚（革命女英雄）的爱。在与后者的母亲的对话当中，帕菲迪亚的母亲指出，这桩婚事是‘荒唐的’，‘她来自于一个历史悠久的革命者家庭，而你则满脸迷茫，不知所措’。



几乎没有影评论及了这一段——在办公室里，一个‘前革命者’（当然，也可以说是‘后革命者’）不知所措地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当初的选择。他极力抱怨‘到处都是奴隶主’，并且质疑学校是否在教授真正的历史，试图在教师面前抽烟...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刻画一个人生失败的邋遢父亲的形象（美国中产阶级市民影视剧当中常见的，深沉的爱的形象）。相反，这是一种以最后的不体面来对抗市民秩序的体面的绝望尝试。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在办公室里哭了出来——但是谁能理解这种眼泪呢？谁能够理解前革命者在一个后革命的社会当中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辩护的绝望呢？他对教师解释说，自己是‘喜极而泣’——但是谁都知道，这不是实话。他谈到了孩子的母亲，谈到了她将会有多么‘欣慰’，然而他自己也知道，在帕菲迪亚看来，‘积极向上’和‘青年领导力’是多么可悲而可笑的东西。



《一战再战》讲述的是几乎遗忘了自己的革命者身份的革命者如何重新回忆起它的故事。起初，这的确听起来像是‘麻烦接着麻烦’（one trouble after another）。谁能想到呢，极右翼白人法西斯的魔爪居然会在16年后伸向这样一个移民安全区（讽刺地是，这仅仅是因为法西斯团体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在这里经营着雇佣了大量非法移民的工厂）。而这一切的起因是如此滑稽——薇拉（帕特和帕菲迪亚的名义上的女儿），实际上是帕菲迪亚与极右翼军官洛克乔上校一夜情的产物，后者为了晋升高位，不得不考虑除掉这样一个祸患。



当灾难突然降临，换言之，历史的天使破窗而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曾经的革命者的惊慌失措。帕特艰难地开始回忆密码和电话号码——他原本以为这些再也用不着了。影片以喜剧的手法展现了这一切：我们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了，谁知道它在某天又自己找上门来，而你已经忘了接头暗号。



一些评论者认为影片展现了一种非政治的态度。帕特重新被卷入，重新拿起了枪，是因为他的女儿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说，帕特仅仅是作为父亲，仅仅是出于狭义的‘爱’来介入。但是，这或许恰恰是影片所要反对的。它预设了一种二分法——政治革命与私人生活，一种老派的（帕菲迪亚的母亲的）革命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在帕菲迪亚身上已经陷入了困境。看起来，前者并没有办法支撑着她去抵抗到底。类似地，‘山羊比利’（霍华德·萨默维尔），一位在16年当中都坚持组建地下团体，进行地下广播的革命者，尽管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一听到姐姐的名字就投降了。那些完全没有个人生活，或者将政治行动与私人生活截然分隔开的人，实际上无法抵抗后者的‘诱惑’。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成为真正的，罗伯斯庇尔式的革命者，他们将无法确保自己不会被‘腐蚀’。


‘山羊比利’在分发革命传单


这表明了影片真正的态度。帕特是父亲，也是革命者，这两个身份是一致的，也应当是一致的。更能够说明这样一点的是‘大师’，空手道教练塞尔吉奥·卡洛斯。他在心底敬仰‘法兰西75’的革命者们（‘我在一天之内救了‘法兰西75’的同志，而且是两次！’），但是显然采取了与其截然不同的斗争策略。在表面上，他是一位东方禅学的信奉者——‘在任何时刻都要心止如水’。但是秘密地，他收容流浪者，庇护移民社群，并且培养了庞大的地下网络。表面上，他经营自己的生活，但是恰恰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军方突袭的那一晚，他将它变成了革命：组织抗议，策划撤离。他让暴力机关感到了真正的威胁——一座城市都站起来反对他们。


巴克坦十字市骚乱


《一战再战》的后半部分在风格上变得更加以个人为中心。它把革命从宏大叙事里解救了出来。帕菲迪亚昔日的战友在修道院里抱怨说，这个‘叛徒’在死后这么多年仍然在惹麻烦。但是，她还是选择出手援助，尽管使薇拉免遭毒手看起来并无助于‘大局’——她的父亲早已经告别革命，而她则从未意识到自己是‘革命之女’。在公路上，帕特，洛克乔上校和阿凡提Q（印第安血统的赏金猎人）在高速公路上的对决似乎带有更强的私人意味。人们当然会质疑，是吗，我们正在见证革命吗？还是说这只是一部另类的现代西部片？



革命的确诞生了。它的主角是薇拉。这并不是简单地鸡汤式的说教——‘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将肩负前辈的使命’。不，不是这种简单的‘一战再战’：每一代的革命者迅速老去，然后换成他们的儿女。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情形，在每年的开学季，‘国际共运’进入高潮，然后随着毕业季的到来迅速‘退潮’。



薇拉的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种族主义与法西斯的变态是真实的。看一看她与洛克乔上校在教堂里的那一段对手戏，后者的病态几乎要溢出屏幕而让观众感到恶心。在这种情况之下，薇拉拿起了枪，杀死了派来‘净化’在私生活方面不够检点的洛克乔上校，这个美国版的海德里希的杀手。她在这一过程中成长为了革命者，她知道，无辜的生命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就受到保护的。


薇拉在练习射击


基于高度种族化的-性-关-系，革命的问题从结构的，公共领域的或‘公民的’问题而被带入私人生活当中，并且通过后者而反作用于前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薇拉的故事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安提戈涅》进行比较，二者都起源于某种对家庭的‘诅咒’：安提戈涅的悲剧起源于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但却最终发展为与城邦法律的对抗，为此成为最早的‘反法西斯’行动。在影片的最后，薇拉出门，像她的母亲一样，去参加群众的示威集会——而这一切的起源本身好像是非政治的，尽管深深嵌入了政治，因为私人的即是政治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回到帕菲迪亚的悲剧。帕菲迪亚是一位革命的黑人女性。显然，她在任何方面都力图突破传统社会与性别规范的束缚。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同样困扰并深陷于我们提到的，政治与私人的二元对立。在与同伴的交谈当中，她说到，不，身体不是快乐的来源，枪才是——但是人们在这一十分‘革命’的宣言当中却只看见了某种虚伪：帕菲迪亚根本不能离开身体的快乐，但是她的确可以离开‘枪’，即革命。同样地，帕菲迪亚拒绝履行母亲的指责，因为她认为这将会对革命构成妨碍，但是，这除了加剧她与昔日的革命战友，即帕特的疏离外，并没有在任何层面上促进革命...帕菲迪亚的故事似乎是在暗示，尽管上个世纪的新左翼普遍接纳了-性-解-放-叙事，但是他们的观念在一个根本的维度上仍然是清教徒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恐惧生活对革命的‘吞噬’，恐惧他们自己真实的欲望。这导致了最狂热，最机会主义的行动，也意味着他们必然在某一刻变节。


结论是明确的，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的革命，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变成革命性的，例如影片当中‘法兰西75’的所有人对于薇拉的爱。这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就是反抗。它也像是‘大师’所领导的移民社群——他们并不需要额外地做什么，但是其生活本身就已经另当权者恐惧。是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在这一刻都变成了革命者，而且是能够‘一战再战’的，永不动摇的革命者。



或许我们也应当重新回到在影片当中反复被提及的歌谣：‘革命不会在电视上播出’（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法兰西75’的同志们喜爱这首歌谣，但是他们或许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全部意思。‘革命不会在电视上播出’，这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线下’的斗争，更是反对景观的意识形态俘获功能，要求回归真实的生活——这里的对手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拟像’，也是意识形态的幻想：



‘革命不会有警察射杀平民的慢镜头回放

不会有惠特尼·杨被驱逐出社群的特效画

不会有罗伊·威尔金斯的动作的静态解析

让你穿一件花哨的黑红绿三色服走过瓦茨’



不，革命不会有‘噼里啪啦行动’的烟火，革命并不炫酷——它不是帕特（鲍勃）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抽着烟，观看《阿尔及尔之战》时所看见的。‘革命根除不了你的胡茬，革命不会让你瘦下五磅’，相反，革命是在那一条公路上的漫长的搜寻，是对女儿的拥抱。是在每一个欲望瞬间的根本性的坚持。



因为，

革命永远不会在银幕上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