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钢琴师》观后感
艺术创作,要靠想象力。这是一种生活阅历、知识经验与个人智慧的集中爆发,想象力越丰富,越独特,艺术品的魅力就越深厚,美学价值就越大。
可惜的是,可悲的是,很多导演的想象力太匮乏,以致于枯竭,只能走跟风、效仿乃至抄袭、剽窃之路,最终断送了自己的艺术前程。巴西导演Henrique de Freitas Lina/何林柯·德·弗雷塔斯·林纳显然就是一位想象力匮乏的导演,其2005年执导的电影Concerto Campestre/《乡村音乐会》全片缺乏独特的创意,全部情节都在观众的意料之中,摄影与表演也很一般。古今中外,遍地都是这种导演,他们的艺术之路不会长远。
意大利导演Giuseppe Tornatore/吉赛贝·托纳多雷不是高产的导演,但就凭The Legend of 1900/《海上钢琴师》、Nuovo cinema Paradiso/《天堂电影院》和Malèna/《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三部电影,就足以名垂影史,也斩获了包括奥萨卡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多个大奖。这三部电影,均富有想象力。《海上钢琴师》“斗琴”片段里,因快速弹奏管弦乐史上难度极大的《野蜂飞舞》,俄罗斯作曲家Nikolai Andreivitch Rimsky-Korsakov/科萨科夫的名曲,导致钢琴发热,居然可以点燃香烟,这个创意十分独特,蕴含丰沛,穿透力十足。《天堂电影院》里,胶片着火了,“小多多”把老放映员“艾费多”从火海中救了出来,但“艾费多”双目失明了,不得不离开钟爱了一辈子的电影放映事业,这个创意颇具自嘲与揶揄意味,成也电影败也电影,生命就是如此地荒诞。至于《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全片亮点太多,几乎每个镜头都能直抵青少年的内心深处,性幻想、懵懂少年、人性的善恶交织、伦理的乖张与龃龉,这些元素都很“电影”,都非常适合电影这种艺术去展现。可以看出,吉赛贝·托拉多雷深得电影之个中三昧,深知电影这种艺术之优劣短长,他的想象力来自——才华。
如果没有横溢的才华,那只能靠勤奋与执着了。Steven Allan Spieberg/史蒂文·斯皮格伯格的作品数量多,质量整体上不错,他的想象力就是来自坚持和执着。斯皮尔伯格和他那部不为人熟知的电影The Terminal/《幸福终点站》的主人公“维克多·山羊”一样,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滞留九个月,最终成功进入纽约市,实现美国梦,靠的正是信念与信心。在斯皮尔伯格心中,想象力只不过是最坚定的信念和最充足的信心。
日本动画电影大师みやざき はやお/宫崎骏,不但有才华,还有信念,所以,他能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绝不是一部低幼动画片,任何年龄段的观众都能从中品咂出人生的真义。该片结构圆熟,动物们的灵异世界新奇但却不怪诞,日本人喜欢的公共大浴场宛如一个热水滚滚的城堡,去洗澡的青蛙们、澡堂内的侍女、锅炉爷爷(实则一只又老又大的蜘蛛)、汤婆婆(实则猫头鹰)、充满正义感的白龙等形象都很有趣。那个极度肮脏的河川主人,之所以那么脏,正是拜人类所赐,人类严重污染了河流,致使河床堆满垃圾,污秽不堪。小女孩千寻的父母因偷吃且贪吃,而被变成一对肥猪,这个创意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结合《天空之城》《风之谷》等其它作品,宫崎骏的才华与信念相得益彰,彼此成就,共同缔造了他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
高手一个顶俩,但两个庸才未必能敌一个高手。日本的宫崎骏、印度的阿·米尔汗,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不得不服,一个能顶仨,而比利时的达内兄弟,Dardenne brothers=Jean Pierre Dardenne +Luc Dardenne,两人合起来才能算一个高手。好在,这对兄弟的作品还不错,其代表作Rosetta/《魅力罗塞塔》和The Kid with a Bike/《单车少年》流露出的纪实主义美学追求和关注底层普通人的平民主义审美取向,十分感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失业、婚变、犯罪、死亡,底层民众的丑陋和美丽、痛苦和快乐、黑暗与光明、堕落和救赎、绝望和希望,使欧洲电影界的达内兄弟不输美国影坛的Coen brothers/科恩兄弟。达内兄弟的想象力,来自兄弟二人的团结一心,更来自他们的人文关怀,这是比才华和信念更难得、更高级、更深沉的力量。
人文关怀,是最高层次的想象力。依靠这种扎根于深厚人文沃土的关怀,或怜香惜玉、顾影自怜,或感时伤事、悲天悯人,或忧国忧民、大慈大悲,或大梦初醒、大彻大悟,即使主角不是人,哪怕是一条狗,都可以拍成杰作,这就是《ハチ公物語》/《忠犬八公物语》的导演神山征二郎之所以能仅凭这一部电影就能在世界电影史占据一席之位的原因。拍狗,没有人文关怀,必然索然无味,瑞典导演Lasse Hallström(莱塞 · 霍尔斯道姆)目睹日本导演神山征二郎1987年的《忠犬八公物语》大获成功,颇为不服,遂拍摄了同名电影并于2009年公映。这位瑞典导演特意从日本原产地找到一只纯种秋田犬,特意定日本首映,但是,他再特意,再刻意,也无法把观众带回“一战”后,也无法让日本受众带着战后那种失落、溃败、抑郁、悲伤、沉沦去看他的电影,因此,他的重拍不可能超越先作。瑞典人的与日本人,一西一东,历史迥异,人文必然也相差悬殊,即使都爱狗,但此关怀非彼关怀也。
神山征二郎,就像中国唐代诗人张若虚一样,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就足以傲视全唐诗坛乃至中国诗史,他们靠的都是无坚不摧的人文情怀。这种关怀,能让小津安二郎从平淡寡味的老年人生活中看出人性之光,看出人存在的荒谬,他的《东京物语》正是凭借人文关怀才鹤立鸡群,才独树一帜,才流芳于世。
想象力,只不过是一个空壳,里面所盛所纳,壳里的内容,才最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