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的控诉》观后感1500字

《罪人的控诉》观后感：当法律无法伸张正义

电影由一宗谋杀案揭开序幕，串连起二战纳粹的罪行，与战后神不知鬼不觉通过的法条替纳粹军官脱罪，使他们不用接受审判，逃过罪责，电影回应德国的「德雷尔法」，重新反思历史与法律的公正。

电影由谋杀案揭开序幕，德国柏林的一间高级饭店，柯里尼以假扮的记者身分进入了知名企业家汉斯梅耶的总统套房，枪杀了汉斯梅耶。

杀了人的柯里尼，冷静的下到大厅，静静等待警察将他绳之以法。男主角卡斯帕莱恩被指定担任柯里尼的公设律师，初出茅庐的他面对这件案件备受世人瞩目。然而，卡斯帕发现被害人汉斯梅耶正是他的义父，细心栽培他当上律师的长辈，如今他却要替枪杀长辈的凶手辩护。

《罪人的控诉》改编自小说，原名为《柯里尼案》(The Collini Case，台译《谁无罪》)，小说作者是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作者有德国执业刑案律师背景，《柯里尼案》以峰回路转的案中案情节揭示了德国司法的沉痾「德雷尔法」（Dreher Law）。小说2011年出版时，据说就如同韩国电影《熔炉》一样，掀起社会的巨大回响，也让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柯里尼案》作品被一些评论认为本身的社会性大于艺术性，它宝贵在简洁扼要的举出了案例，让社会重新震荡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电影的改编也是如此，旨在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罪人的控诉》采用了演员埃利亚斯穆巴里克（Elyas M'Barek），借主角刚成为律师的年轻外型与热血设定，保留了原著中充满指涉的安排，而电影对观者抛出最终的法律问题时，前三分之一除了铺陈出案情，也简要的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循序渐进地引导观者站入法律理性层面的思考位置，让观者可以无罣礙的套入辩护律师的立场，和主角一起探索凶手的动机。

主角律师卡斯帕成长在汉斯梅耶的恩情拉拔中，他与汉斯梅耶的孙女约汉娜曾有一段情。在汉斯梅耶被杀的案件中，卡斯帕因担任凶手的辩护律师，顾及约汉娜与对长辈的情感，一度想要退出回避，但在教授马汀格的提醒，「今天对方是重要的长辈，下次案件中，对方的鼻子可能跟小时候造成你创伤的人重叠，再下次…」，让卡斯帕明白他身为律师的职责，是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并尊重法律，将他个人的私人情感及观点放在背后。
也相当明显的，卡斯帕、马汀格、柯里尼与汉斯梅耶，这四人构成了德国战后社会的一个缩影，卡斯帕这个年轻律师角色，在电影中俨然代表了德国新一代的年轻人的立场处境，那些从未经历二战但他们家中亲爱的长辈却可能是二战时的纳粹，他们要如何去看待如同家人般的长辈、他们过去的罪行和那段历史？《罪人的控诉》在柯里尼的动机被揭晓时，也营造出电影的高潮，法庭上的加害者变为被害者，被害者转为加害者。柯里尼的父亲死于汉斯梅耶当纳粹军官时的命令，一场义大利小城镇的屠杀，而促使柯里尼采取私刑，报复汉斯梅耶的导火线，是1968年的「德雷尔法」，将纳粹的最高领导认定是凶手，其余的纳粹军官都只是「帮凶」，以过失杀人来认定其罪行，换句话说，过失杀人的追诉期是20年，突然之间，许多纳粹军官都过了追诉期，不用被究责，而柯里尼恰好在1968年后的几月走法律途径，控告汉斯梅耶，汉斯梅耶因追诉期已过，遂让柯里尼萌生采取私刑报仇的想法。

《罪人的控诉》有着年轻勇于冲撞权威和不正义的气势，在导演马可克鲁兹沛纳执导的电影版本中，可以察觉他影像的调度，特别强化了柯里尼幼年目睹父亲遭汉斯梅耶处决的残酷部分，揭露悬疑后的真相，如何种下复仇的种子，并在战后1968年，柯里尼向汉斯梅耶提告，得知追诉期已过，法律竟然保护杀父仇人后，发觉正义无法实现，才执行私刑的复仇计画，获取正义。电影焦点摆在当法律失去公正，可能引发出另一个错误的后果，突显法律也有错，不能一昧遵守，需要维护其公正性的重要，也呼应德国年轻一代，如同主角卡斯帕，积极对历史究责与反思。但以此也可看出，导演的电影所踩的论点其实更加非黑即白，也更煽情，所谓复仇的正当性在电影中被弱化，取而代之是对历史的追究，诚实面对历史的罪孽和对正义的绝对坚持。

电影以结尾柯里尼与父亲重逢的画面，显示了正义得到伸张的完满，这样的结果确实给社会达到一定的宣传效果，激起捍卫正义的声浪，但除此以外，电影是否能像原著一样激起社会对法律公正性与过去历史更复杂的反思与讨论，《罪人的控诉》在带出对法律的讨论上或许不如李察艾尔执导的《判决》，多少让人打上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