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湾祭事》观后感1200字

《北湾祭事》观后感


编者按：在上期推送中，湖边子村祭鄂博仪式的核心人物——郭强负责仪式的整个过程，裕固族人的心理表达方式也在仪式中显现。在仪式的准备和举行过程中，裕固族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冲突独特地体现了影片叙事结构存在的张力。在本期推送中，村民的集体记忆通过祭鄂博仪式存续，田野的“真实性”问题也被探讨。


    影片虽然叙述了祭鄂博的整个事件，但还是详尽地展现了裕固族祭鄂博仪式的细节。仪式过程大致可几个部分：首先人们在仪式前一天需要准备食物和玛尼杆。其次在仪式过程中进行煨桑，即把柏香倒入煨桑台点燃。其三，村民们需要把系有自己哈达的玛尼杆插到鄂博上；其四，割下祭祀的羊头挂到玛尼杆头，把羊心挂在玛尼杆上；其五，村民们叩拜鄂博，敬献祭品；其六，转鄂博，人们按照顺时针转鄂博，人们用柏树枝蘸掺水的牛奶或奶茶、白酒边走边撒向天空和鄂博，他们也喊“超嗷超、超嗷超”、“嘎垒”等语，意为请神食用，求神赐福。最后，分食祭品。人们坐在一起，分享在鄂博前煮熟献给神灵的羊及其他食物。


    仪式的举办是对集体记忆的存续。“当时草原纠纷比较多，为了保护羊群，所以修建了鄂博，这表明这是我们裕固族的地方”，在此，鄂博成为了一种区别“自我”与“他者”的符号，这种族群仪式的符号价值和体认是族群的认知体系直接产生并由族群共同体内部的人们共同分享，其他族群无法体会其中的文化价值。这不仅有利于明确裕固族的民族身份，而且也强化了裕固族内部的族群认同。


    涂尔干在对仪式的分析中强调，记忆作为原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形成和维持集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一项对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关系的考察证实，集体记忆对加强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仪式举办当天，许多村民穿着传统的裕固族服饰来参加仪式，大家围坐一团，相互交流，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强化了个人对于群体的归属感。


由《北湾祭事》看影片“真实性”问题


    马林诺夫斯基曾强调，在田野中参与并观察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互动交流，而不是向研究对象单向地直接询问。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类学家的在场必然会影响他者，会使他者的日常生活发生某种变化。电影制作过程中往往在有意无意间疏忽在他们的对象的行为中造成的扭曲以及对拍摄行为进行的改动。目前人类学纪录片容易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会出现导演主导的情况，即在导演对现实进行重新编排，被拍摄的社区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在人类学电影的成品中，人们身着民族服饰进行娱乐活动，一派岁月静好的生活场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可能被商业化地、单向度地保存在诸如博物馆、大众媒介以及在诸如商业旅游主义的小玩意的兜售、主题公园等场合当中。这些文化符号被零碎地、散漫地组织在某种陌生的情景当中，超出了这些想象的与人工造物的“主人”的控制。二在影片剪辑过程中导演会有选择性地删减或保留某些镜头。不少学者就认为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者对于被拍摄对象的记录是一种选择性表现和重构的过程，人类学电影所谓的“真实记录”只是一个学术神话。

    但反过来，仅仅把本土解释考虑进去的人类学家也是单向度的，他们考察象征符号的方法本质上是静态的，没有注意社会关系中牵涉到的历史变化过程。在方法论层面，人类学家可以站在社会及其意识中的被研究者的外围观察他们，不带任何偏见，应当关注那些最本土的诠释，同时又不能仅仅依靠本土的解释。应当在主位的本土阐释和客位的人类学家分析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在《北方的纳努克》的导演弗拉哈迪看来，电影拍摄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拍摄对象不仅是电影中的被拍摄者，也是电影制作的合作者。在本片的分享过程中，导演表示2017年湖边子村重新修建鄂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因为导演的进入，主人公郭强想要更好地展现裕固族祭鄂博的仪式；其二是因为主人公郭强是新当选的头星，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电影的拍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但也不是导演独自地“重构”，而是“互构”的结果。

    一直以来学术界是在将田野看做“他者”的基础上，来讨论人类学纪录片“真实性”。但是通过《北湾祭事》和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纪录片可以发现，目前的田野已经不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学家笔下的田野，现在的田野是开放的，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日新月异的田野。每个人、每件新鲜事物都会对所处的田野发生影响，所以人类学电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因为田野也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构成的，他们的主观想法和行动也在影响着所谓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