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影评1000字

《坠落的审判》影评——传统家庭结构的坠落与审判


我原来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电影，类似于塑造一个全能女性形象，但这部电影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探讨了更多的社会性问题。然而这部电影仍有其局限性，它讲的是一个欧洲中产阶级家庭，并没有关注阶级叙事，就像女性主义往往只会在占据少部分人口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女性中传播和讨论，因为无产阶级女性面临的更多压迫来自于阶级和生存困境，她们没有精力，也没有动力。正如戴锦华老师所说，“男性要多关注性别叙事，女性也要多关注阶级叙事”。


家庭结构与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早期，女性更多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除了父权制的压迫，同时也是因为资本主义需要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例如女性在家做好饭比男性在外吃饭省钱得多，这样资本家可以尽可能压缩给工人的工资，只要能保障工人的正常工作即可。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生产不足转为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需要更多的外部，外加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从家庭劳动中被“解放”出来在市场中出卖自身劳动，女性便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更大的监狱——成为一名女性无产阶级；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又需要女性回归家庭，例如在工作上的性别歧视迫使一部分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到相夫教子的位置上，并不是女性想不想生育的问题。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双重要求便形成了根本矛盾，这一矛盾以婚育率下降的症状形式显现。家庭制面临的复杂情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权力关系，尤其是在一些女性更为成功的家庭中。电影中的家庭便是这样一种非传统的女强男弱的家庭权力结构，女主是一名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一定成功的中年女作家，而其丈夫是一事无成只能忙于家庭劳动的中年煮夫。


导演在电影中便探讨了这样一个主题，当传统的家庭结构被肢解，非传统的女强男弱家庭将会面临整个父权制社会的凝视，就像电影中丈夫无法承受这种凝视而选择死亡，还有最近综艺《再见爱人》中的老刘所遭遇的困境。

癔症化的男性与强迫症女性

这部电影一定程度上倒置了男性和女性的位置，例如外界对妻子家暴丈夫的高度想象，妻子的强迫症倾向和情感上的冷漠，以及丈夫的歇斯底里等。


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中，强迫症和癔症作为神经症主体的两种幻象结构，其目的都是获得大他者的认可或者说想要填满大他者的匮乏。例如雄竞与雌竞两种社会现象，前者的竞争总是集中于谁的菲勒斯比较大或者说谁更有钱、更有能力、更有权力，以及谁的女人更漂亮；后者的竞争总是集中于谁更像菲勒斯或者说谁更漂亮、谁更能吸引他者的目光。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大他者的认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男性的竞争领域，这种经典结构在一些女性身上不太适用了，这些女性拒绝成为他人的欲望对象，其中一些会困在两者结构之间，还有一些会认同强迫症结构，也就是去拥有菲勒斯，类似于女强人和影片中妻子的形象。（并不是女强人就是强迫症女性，重要的她为什么选择成为女强人。）


电影中的丈夫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强迫症男性主体。由于丈夫从大学教授变为家庭煮夫，其在家庭中逐渐失去话语权，他失去了菲勒斯变得癔症化，不得不面对大他者和妻子的凝视。为了回避这一创伤，丈夫选择承担家务劳动（就像赚不到钱心虚的男人回家过年会主动承担家务），同时他抱怨这一转变是妻子的原因——妻子夺走了他的菲勒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侵凌性的张力，尤其妻子与丈夫同为作家无疑加剧了这一张力结构。


可以看到，女性相对于男性在主体性上更加“灵活”，就像女强人的形象还是会受到一定的社会认同，而家庭煮夫无法获得社会认同，从而不得不固着在强迫症主体之上。男性就像一个秃头戴上了假发，一旦别人发现他的头发是假的，便立马会变得无比愤怒和歇斯底里，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没有菲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