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尚书》观后感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观后感

辛丑年大年初一，央视播出了《典籍里的中国——尚书》，节目一播出，便轰动刷屏，犹如一声春雷，一声惊醒所有梦中人。有人曾预言，国家公开祭天之日便是中国文化真正复兴之时，现在我惊喜地看到，这一天比我想象的来得可能还要快一些——广大观众的觉醒与敏锐远超我的想象。我真切地看到，中国人已经自信地踏上了回家之路！

中国人的自信是如何丧失的
中国人本是一个极为雍容自信的民族，我们不仅有祥和的物质家园，更有着富足的精神家园。但自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挨打了，中国人的自信心被一场场败仗打丢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失守了。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文化上却始终不那么自信。改革开放后，公知一度当道，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中国人的自信心更加雪上加霜。这种持续伤害中国人自信心的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繁荣，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但文化一直仍是短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是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的，但是很多人一提起我们自己的文化，却总是提不起自信。

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东西没有了信心？我想是因为我们走得太快，失去了平衡，偏离了天道，所以容易过于相信一些片面和偏门的东西。

我们过于相信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而不够相信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更不够相信它可以做得更好。市场经济的威力是惊人的，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过来的传统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市场经济这个法门，便如鱼得水，乐此不疲。这虽然总体上是好事，但同时我们对市场力量也开始产生依赖和迷信。近代的中国人开始讲究辩证地看问题，认为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统一的，可是实际情況经常是只看到了对立，而忘记了统一。市场和政府本是一阴一阳，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相，是一不是二，但是这种对事情的正确看法却没有市场。邓小平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完全偏向了一面，只沉醉于各种“一抓就死，一放就活”。过于迷信和强调市场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对的，而政府的治理水平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强项，丢失了这个强项，不是等于自毁长城、自弃好牌吗？

我们过于迷信私，而忽视了公。我们放任了自由，放大了个人私欲，而相对忽视了公共管理。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毋庸置疑。但在实现方式上，我们一度受西方影响，过于追求自由选举，过于强调个人利益。结果是越自由，越混乱，越自私，越互相伤害。最严重的时候，几乎回到了解放前的一盘散沙状态。

中国文化中的公和私是辩证的，公中有私，分（八）私（厶）为公；私中有公，积私为公。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是先进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具有卓越治国智慧的制度设计，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公共管理却缺乏智慧，沿着西方的股份制、民主制的方向走得太远。我们过于相信西方人说的人是自私的，放大人的自私和欲望才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公共管理以自私为动力的理念，是中国公共管理的灾难，也是中国文化的灾难。

我们过度依赖“资本”而忽视了“民本”，以致险些失去国之根本。市场经济四十年来，我们所说的资本，早已不再只是钱的别称，而是日益走上了以资为本的邪路，忘掉了发展的目的，忘掉了“以民为本”的上古祖训。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交易与合作的初衷是互相学习、互相竞争，最终走出自己的道路。但是前些年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初心，迷失了道路。也许当时还有情可原，因为那时候我们经济落后，实力有限，所以寄希望于资本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走向富裕。可是如今，美国对华公开挑起贸易战，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还不应该惊醒中国绝大多数的梦中人吗？

我们错误地接受了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而把本来的一认成了二，这是我们越学习西方越缺乏自信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讲的矛盾论，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阴一阳对立统一，而不是西方人讲的二元对立。所谓对立，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所谓统一，就是要注意到这个矛盾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事物。这些年我们受西方思想影响，常常把事情绝对化，非此即彼，非好即坏，而忽视了事物的中间态和矛盾的转化运动；我们以为中庸是找平衡，而看不到中庸的本质是一不是二，是一个事物的不同面相，不同的地方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的很多领导和企业家并不相信、不理解或者理解总有偏差。不相信、不理解、有偏差的原因，表面只是丢掉了辩证法，其实更是丢掉了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是在本体论上出了问题，而不是方法论的问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论断。而很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无法理解，不能理解这一伟大制度的兼容性。错误不在制度，也不在西方，而在我们自己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丟掉了自己的世界观。

中国人自信的复苏
很多人分不清西方人本主义和中国民本思想的区别，“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一字之差，字面意义相近，但在历史内涵和文化基因上却截然不同。西方的人本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主义，更强调人的动物性，而弱化社会性，即所谓人性论。以动物性的人为本，只能造就一个弱肉强食的人间丛林，而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

以民为本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伟大传统。《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正与《尚书》讲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它至今写在中南海的大门里，写在各级政府的墙上。但有很多年、很多人，不敢说、不愿说、说不清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天意，得到了民心。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所以必然胜利；蒋介石是为资本家服务，所以必然失败。这些话我们过去不敢讲，即使要讲也要换个“与时俱进”的说法才敢讲。现在，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中央一套节目公开讲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自信讲了，我们在理论上梳理清楚了：天意就是民心。

《典籍里的中国》只是一个开始，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中国文化的复苏、中国人的自信的复苏。

中国历史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如烟海，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讲的是一的文化，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就是“一”的文化的体现，一改过去大家对市场和政府二元对立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中国人信奉天道，称世界为天下。《尚书∙禹贡》记载，禹定天下为九州。从此华夏一体，天下大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崇高使命。“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明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也许正是这个使命，让中国人无论是屈辱还是贫穷，苦难还是战争，都从来不曾堕落。

秉承《尚书》的精神，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九字箴言，身即为心，心即为家，家即为天下。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心系天下，所以华夏自古一体，永远一体。在西方，自信就是相信自己，信仰就是相信上帝。而在中国，自信就是牢记祖先留下的使命，自信就是信仰。儒家说人人皆尧舜，佛家说人人皆是佛。中国人相信，人与道从来没有分离过，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只有在中国，自信和信仰两者本可一体，本就一体。

中国人不喜欢把信仰挂在口头上，因为中国人懂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国人的自信与信仰，都深藏于内心，所以无比坚韧，坚不可摧。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时候，中国文化表面退缩甚至隐藏，但却从来不会消失。伏生护书的故事，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在发生，每一个人都在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人该如何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城市和乡村两者上，中国传统上更重视乡村，因为那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故土，在那里，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是一体的。现在是快速城镇化的时代。在资本的催化下，城市和经济发展很快。因为跑得太快，缺乏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考量和关照，城市物质发达，而灵魂丧失，不但不能成为中国人心灵的庇护所，反而成了中国人的焦虑之源：物质愈富有，精神愈空虚，生活越便捷，心理越焦虑。中国人的自信被“中国速度”落在了后面。我们需要城镇化的步伐慢一点，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物质的房子，我们需要的是永远不要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

新冠疫情更加彻底地暴露了西方制度和西方文化的弱点，从反面增强了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我们显然不应该过于依赖外部因素来增强自信。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个城镇化的时代，我们要做好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建设好我们的城市，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首先，规划不能只讲科学，还要讲文化。我们现在用的规划理论主要是西方的，规划专家也是留洋的更吃香，他们不了解国情，也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不了解中国文化。科学擅长解决的是物质世界的问题，而文化则更擅长解决精神和物质本一体的问题。现在，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物质已经初步富足，精神需求将日益上升为主要的需求。再用单纯的科学思想去指导规划，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现在，这一情况正在被扭转，贪大求洋瞎折腾的规划被停止，规划正在向乡村下沉，规划方法也在创新，文化界、企业界及老百姓参与规划的渠道日益增多，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其次，公共管理要更加重视治理。过去的公共管理过于重视制度而忽视治理，比如重“法制”而轻“法治”，城市管理重“管制”“管理”而轻“运营”，这就把最鲜活的市井生活变成了庸俗的物资交易，把有生命的城市变成了冷冰冰的容器。市民是城市之本，市民素质提升，则城市品质提升，得市民民心者，得城市发展之道。虽然现在很多城市已经看到了市民的价值，但是仅仅是价值而已，因此各个城市的抢人大战只抢“高净值”的有钱人和“高价值”的年轻人。

过去咨询行业给地方政府做解决方案都是死的文字，要么机械执行，要么墙上挂挂，而我们近年在各地做的城市运营管理系统，是制度、机制、算法和人的有机结合，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它的核心就是治理，是人机结合、人法结合、管治结合。

再次，要彻底扭转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城市发展逻辑。以资为本的逻辑，是把一切都变成可用金钱计量的“要素”。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没有资本固然不行，但资本也绝不是万能的。为什么现在城市政府有钱了，问题却更多了呢？因为有很多问题是资本解决不了或者不擅长解决的，甚至有很多问题是由资本本身造成的。比如用货币补偿的方式征地拆迁搞二次开发，只能是每搞一轮房价就翻一番，最终除了个别房地产商和钉子户，谁都不满意。北京新一届政府换了思路，用做公益的思路搞拆迁、搞建设，花钱少，办大事，城市面貌大改善，各方反而都比较满意。

其实，今天的社会问题也不能全都怪罪资本。自信丧失，心中有魔，则不必等资本来摧毁，就会自毀精神家园。

前些年我们一直在方法论上转圈圈，其实我们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世界观出了问题。我们相信，在中国文化复苏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与中国文化的世界观相结合，建设充满文化自信、更具人文魅力的城市。我们满怀信心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