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帝不努力 一切都将归凯撒
——羊年春晚观后感
《新约•福音书》中记载,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你们的信徒纳税给凯撒吗?”耶稣回答:“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耶稣的话后来被引申为政教分离的原则。再引申一步,也可以套用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传统电视台和互联网巨头之间的边界与攻防。
如果说今年的春晚我对什么节目有印象,说实话我对任何一个节目都没有印象。耳朵里只有震耳欲聋的鞭炮和SBLP让我也来摇红包的催促。
央视春晚+微信红包,这个组合可以说是今年除夕夜的统治者。但从纯央视的角度来说,春晚红包显然有利有弊。好处是吸引了很多远离春晚的年轻观众和南方观众;坏处也一目了然:原本已经变成背景声的春晚越发地背景化。
春晚是央视所剩不多的优势内容,可悲的是,央视却无法利用自己的核心资源,实现面向新媒体的嬗变。从体制到观念,央视像一只垂死的恐龙,散发着颟顸和陈腐的味道。
为什么央视自己不能发红包?
首先可以否定的因素是没钱。春晚红包的总数不过5亿元左右,对于一年营收400亿元的央视来说并不是大数目,更何况这些钱原本就是由广告商来掏,央视要做的只是提供平台。
那么为什么不顺势推出“央视影音”或“央视新闻”这些央视自己的新媒体产品呢?
首先要说的是技术上并不可行。
在这里让我们温习一下微信的架构:约30万台服务器全国分布、三层逻辑平台容错、Aync架构分发机制……即使这样,面对除夕夜112亿次摇一摇,高峰时间每分钟8亿次的访问量,微信红包仍然出现了短暂拥堵。
很难想象,央视网或者央视新闻这样的传统电视台的二三级部门能够从容应对。官僚机构难以面对瞬时海量服务,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的常识。不光是央视,想想铁路售票系统,就知道央视绝不可能完成春晚摇红包的任务。
下面我们揣测一下为什么技术上不可行。
央视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个传媒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央视网只是其旗下一个2.5级的部门,先天上央视网并不能整合央视的优质资源,而且也没有期权等激励机制,于是央视网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就沦为了PC版的央视。不得已之下,央视新闻、CCTV5+等强力部门只好自己推出了新媒体客户端,反过来更限制了自身资源向央视网的集中,整个央视的新媒体转型说的好听点是多箭齐发,说不好听的是群龙无首、各行其是。新媒体必然是一把手工程,不是说一把手要自己写代码搭建服务器,而是一把手要用互联网思维谋划整个央视的发展,提出目标、预先布局、释放资源、协调部门利益,否则央视一百年也发不了自己的春晚红包。
在缺乏统一战略的情况下,央视各诸侯谁也不会有心思做长远和基础性的工作。即使手里有钱,也需要招揽人才、搭建架构、全国布局……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互联网公司也不是。
央视的新媒体转型需要顶层设计,否则即使央视新闻能够单骑突进,也难以持久。道理很简单,央视新闻没有完整的财权和人事权。
互联网的世界里,BAT们正在对创新一掷千金,对人才求贤如渴,对项目敢想敢干;而我们呢?还是衙门里的那一套:人浮于事、拉帮结派、阿谀奉承……
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央视还多了一种病:“一动不如一静。”从大处说,在伦敦买房屡次被台官僚机构拖黄,从小处说,一张票报销要好几个月。本来拿来规范官员公务员的法则,原封不动甚至变本加厉地套在竞争性传媒行业,最终的效果可想而知。
一个缺少了目标和激励的机构,就像泰坦尼克航行在冰山之间。诚然,央视还有春晚、还有新闻联播、还有时政报道、还有大型赛事转播权、还有国家盛事的现场直播……如果能把核心资源转变成移动终端上的杀手级应用,我们还有大把大把的机会,还有无限生长的可能。
但出于对现行体制的洞察,未来很难让人乐观。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地方站,我们同样被束缚了手脚。目前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坚守优质内容的创作,磨砺自己用影像讲故事的本领,等待那个明天或许存在的时机。
然而,内容生产的优势并不能持久。就如同渠道很容易复制一样,只要有足够的雄心和投入,互联网公司一样可以生产足够好的内容。
更何况,微信们还特别擅长特洛伊木马,2015年的春晚红包,必然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都是伪命题,最终还是“创新为王”。当年CCTV把春节热闹一下的线下需求,变成了“春晚”这样的电视线上需求,因此独享三十年的广告红利。如今,线下发红包的需求却需要借助微信才能上线。“创新为王”背后是机制竞争、文化竞争,央视的僵化和颓势尽收眼底。
凭借相对垄断的地位和多年积攒的家底,央视可能会坚持很久,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能还会维持老大的地位。然而在新媒体的时代,跨界竞争才是最致命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央视学习的时候,复兴路门前深夜守候排队的黄色小面让人记忆深刻;但现在的大裤衩却很难再有出租车排队的现象。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新产品上线前夜,腾讯深圳总部彻夜长明的灯火。
如果不努力,上帝的也未必归上帝。或许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归于更加勤奋的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