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师》影评观后感

《钢琴师》影评观后感

由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师》（2002）是一部根据1942年德国占领华沙期间，犹太钢琴家瓦雷德斯洛·斯皮尔曼得以生存下来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由罗纳德·哈伍德编剧，上映后广受好评。

剧本改编自瓦雷德斯洛·斯皮尔曼的同名自传体小说，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此外，饰演钢琴师的阿德里安·布洛迪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罗曼·波兰斯基获得最佳导演奖，这是他经历《唐人街》（1974）、《苔丝》（1979）先后两次奖项旁落后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项，在最佳影片的角逐中惜败于犯罪歌舞片《芝加哥》，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了金棕榈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在波兰对犹太人灭绝性大屠杀，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悲剧，而本身作为犹太人的罗曼·波兰斯基，儿时是这场悲剧的亲历者和受害人。他出生后不久，法国兴起了迫害犹太人的反犹排犹浪潮，他跟随家人回到老家波兰的克拉科夫，但在德军占领波兰后，他的父母和叔叔相继被关入集中营，母亲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父亲在奥地利的集中营侥幸活命。

波兰斯基独自逃出德军设立的犹太人聚集区，在一个善良波兰农夫的帮助下躲避在谷仓，得以存活下来，战后与父亲团聚。自身的悲惨遭遇，年幼失去母亲的痛楚，对种族大屠杀深恶痛绝的罗曼·波兰斯基，以敢于自揭伤疤，直面人生苦难的巨大勇气，用饱含血泪的镜头，通过犹太钢琴家斯皮尔曼的生存遭遇，再现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影片以斯皮尔曼在波兰一家广播电台直播钢琴弹奏开始，时值1939年，直播过程中电台大楼遭遇德军的空袭，斯皮尔曼不想放弃弹奏，但炮弹击中大楼后，直播室被掀开一个大洞，轰炸造成的冲击波和碎片已威胁到斯皮尔曼的生命，直播被迫停止。他回到家中，全家人都在整理准备逃离用的什物，斯皮尔曼对战争的形势没有充分的认识，反对家人抛弃家园去逃亡，就在兄弟姐妹各执一词时，收音机里传来了好消息，英国和法国将对德宣战，家人松了一口气，生活回到原有的轨道，但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城市的上空，幸福美满已经悄然动身，苦痛和死亡已慢慢潜入这个家庭。

斯皮尔曼的家是殷实富有的，父亲是体面的老绅士，妈妈是对丈夫和儿女充满关爱的慈祥母亲。家庭成员在讨论如何隐藏爸爸手里的5000波兰币发生争执，妹妹哈利娜建议藏在花盆下面，爸爸认为把餐桌腿扣个洞放在里面，弟弟亨里克主张放在桌子上用报纸盖一下，德国兵就不会发现，律师身份的姐姐强调不要乱吵，要保持秩序。弟弟亨里克是一名书商，他对战争的态度比斯皮尔曼激进很多，主张与德国侵略者战斗。妹妹和斯皮尔曼一样，不愿离开华沙，“死也要死在家里”，加上斯皮尔曼的钢琴师身份，这个犹太家庭称得上是一个教育程度很高，在波兰处于上层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家庭。

倘若不是战争来临，斯皮尔曼的姐姐的前途是光明的，她将像斯皮尔曼一样实现自我超越，很可能成为一名在法律界德高望重的律师，弟弟拥有犹太人经商的基因，富甲一方也很有可能，处在这样优越环境的家庭里，聪颖的妹妹还有让人希冀的潜能和美好的生活在前方，如同斯皮尔曼在火车站与家人分手那一刻对妹妹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希望更多的了解你”，让人肝肠寸断，让人泪如泉涌，聪明可爱的妹妹就此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然而，一切都是假设，战争无情地剥夺了这个家庭的所有希望和年轻人的前途，自我实现成为了泡影，战争带走的是这个家庭的一切，包括已经拥有庄严头衔姐姐的律师地位、斯皮尔曼钢琴家的艺术身份，他们已经不再有希望在自己钟爱的事业上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实现自我的快乐和人生价值的超越都随着无情的战争灰飞烟灭了。

作为年轻钢琴家的斯皮尔曼，自身带有浪漫属性，他潇洒弹奏肖邦优美的钢琴曲，拨动了无数少女的心弦，斯皮尔曼在电台弹奏时，由艾米丽雅·福克斯饰演的追随而来的崇拜者多萝塔就是她们中的一员，观众有理由期盼这个给斯皮尔曼写粉丝信的漂亮的大提琴演奏女孩，就是他未来挚爱的另一半。

虽然多萝塔不是犹太人，但对于这对年轻人并不存在任何民族界限和鸿沟，然而他们浪漫的相约，已被咖啡馆门上的“犹太人不许入内”的告示牌所打破，他们已经不能在公园徜徉，那里同样禁止犹太人入内，甚至大街上的长椅，都不再是这场爱情萌芽滋生的土壤和缠绵之所，犹太人身份的斯皮尔曼，即便在大街上与多萝塔散步，也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则无情打散，这场爱情之火，在燃起一丝丝火星之时，就被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迫害的各种禁令中被无情地浇灭了。

根据法令，所有12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戴上标榜身份的带有六角形图案的袖标，否则将受到严惩。老斯皮尔曼戴着袖标走在人行道上，无缘无故被迎面而来两个全副武装的德国兵掌掴在地，原因是没有向他们鞠躬。起身不敢吭声的老斯皮尔曼被勒令到大街上的积水低洼处行走。街上聚集等待过路通行的犹太人，被德国兵呵斥着跳舞，众多男女被迫在大街上表演起颜面尽失的舞蹈，德国兵在旁边讥讽和嘲笑着，受尽了人格的羞辱。在刚刚被占领的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一点点人和人本该有的尊重，犹太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戴着统一制式袖标的犹太人成了表面还算文明的人类社会的“过街老鼠”，被他人尊重成为了一种奢望，自我尊重也在慢慢随着环境的恶化而渐行渐远。

受战争阴霾笼罩和对犹太人种族歧视的影响，犹太人内部也出现了分化。珠宝商海勒来到斯皮尔曼家，劝说亨里克参加犹太警察队伍，为德国人做事，他劝斯皮尔曼加入警察乐队，均遭到斯皮尔曼兄弟的拒绝，原有的友情出现了裂痕。斯皮尔曼找到记者朋友想加入抗击纳粹的斗争，却被认为太“音乐化”，不适合进行斗争，得不到曾经亲密朋友的信任。

随着纳粹对华沙统治的加强，斯皮尔曼家的经济也出现了困境，家里缺钱，生活用品和食品难以保障，母亲晚上难以入睡，为生活的艰辛流泪。在全家人都反对的情况下，斯皮尔曼忍痛低价把心爱的钢琴卖掉以贴补家用。亨里克与斯皮尔曼的兄弟感情也出现了问题，用言语讥讽他在酒吧弹钢琴，对他的领带也冷嘲热讽，本来曾经和睦幸福的家庭在摇摇欲坠之时，纳粹将犹太人集中在规定的居住区的政策彻底击垮了家庭成员的意志，在居住条件简陋的居住区里，家人都不想开口讲话，生活前景黯淡，人身安全也开始变得没有了任何保障。

纳粹的恣意杀戮开始了，在楼上斯皮尔曼一家看到，纳粹搜查对面住户家中时，一个坐在轮椅的老人被抬着扔下楼，街道上行走的人被喝令快跑，随后就是一阵乱枪射击，德国兵的军车碾压倒下人的身体。亨里克被抓走，斯皮尔曼无奈请求海勒帮助营救，却被讹诈了一笔钱财，但更让人不安的消息来了，德国人将关闭犹太人居住区，所有犹太人将被送到集中营。

1942年3月，一群德国兵把斯皮尔曼一家带走，到管制区的空地等待坐火车前往集中营。影片最让人揪心的一幕出现了，老斯皮尔曼把家人所能凑到的钱集中在一起，才20兹罗提，这是全部家当了，老人用这些钱买了一块焦糖，切成了六小块，家人每人分得一块，这最终成为了这个曾经富有家庭最后的团圆饭。在海勒的提醒下，斯皮尔曼从前往火车站的人群中逃了出来，而他的家人从踏上火车那一刻就踏上了不归路。

罗曼·波兰斯基是犹太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他心中早就有拍一部反映这段人类屈辱历史的打算，但当他真正拿起摄像机，我们看到的是他冷静、客观的纪实性镜头。对斯皮尔曼一家的塑造中，波兰斯基遵循了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论述，斯皮尔曼一家从富有到被剥夺得体无完肤，直到最后失去生命的过程，从最高的第五层自我实现开始，把尊重、爱和归属感、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由高到低，一层层渐次失去的过程描写得具体且深刻，是他对德国法西斯暴行的含泪控诉。这个过程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契合人一旦最基本的生存都不能保障和得到满足，其它高级意识形态内容都将不复存在的主张。

影片在生理需求这个最低层面要求的刻画上倾注了最多的镜头，逃离死亡列车的斯皮尔曼面对的是生存的困境。他回到城里为纳粹打零工，几次都在随机杀戮的过程中得以幸运保命，最后逃走，在多萝塔和她丈夫的帮助下他东躲西藏，多次更换隐藏地，全靠朋友们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食物度日，环境也不允许食物能够准时送到，饥肠辘辘、几日未眠是斯皮尔曼的常态，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导致黄疸病发作，一度生命垂危，多亏多萝塔及时赶来，请到医生才从死神手里逃脱。

影片对斯皮尔曼的遭遇刻画入木三分，最后他的躲藏地遭遇德军坦克的炮击，成为废墟，此时的斯皮尔曼在城市的废墟中的形象已经与一只老鼠无异，穿梭在倒塌的楼层中四处搜寻食物，满目疮痍的街面和建筑已没有他的栖息之地，他只能在德军的战地医院的废墟和一间小阁楼勉强藏身。

罗曼·波兰斯基展现给观众的是生存的主题，但影片中斯皮尔曼的生存已经被升华到了最高的层次。波兰斯基给观众展示的是斯皮尔曼如果死去，他就是一种痛苦的解脱，观众也不会抱怨什么，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就是对活着的人更大的痛苦和折磨，生对于斯皮尔曼来说已失去了实际意义，至少根据马斯洛的理论，斯皮尔曼在生理需求方面已经不再满足必要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斯皮尔曼的生存主题的挖掘，才具有伟大的意义，他没有退缩，他弃易就难，抛简取繁，舍死赴生，与命运抗争到底，这才是影片要揭示和予以歌颂的终极主题。

帮助斯皮尔曼并最终战胜死亡诱惑的是他对音乐的激情和热爱，没有音乐对自己的激励，斯皮尔曼的传奇故事也早就落幕了。在逃亡的困境中，斯皮尔曼有摄人心魄的三次钢琴演奏，但每一次的意义完全不同，虽然都是肖邦的钢琴曲，但导演波兰斯基的表现手法和寓意各异。

在从为纳粹务工的工地逃出来之后，多萝塔和丈夫为他找了这个藏身的公寓，但他必须闭门不出，还要不能惊动左邻右舍的居民，以免被告发。他来到屋内布满灰尘的钢琴前，打开琴盖，随着脑海中响起的肖邦的钢琴曲，他在不能触碰键盘的情况下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进行了三年来梦寐以求的第一次钢琴“演奏”。波兰斯基在斯皮尔曼的假想演奏过程中，反复把镜头切换到室外的街道场景，外面大雪纷纷，街面空旷无人，这里是他和多萝塔约会的地方，表达了斯皮尔曼渴望摆脱东躲西藏的生活，回归正常生活轨迹的愿望。大雪纷飞，异常寒冷凛冽的天气，不适合外出，也暗示了当时纳粹统治的冷酷和无情的恶劣环境。

由于身体虚弱，斯皮尔曼不小心碰翻碗架，惊动了邻居家的女人，要查看他的身份证明，他只好逃跑，被朋友安顿在德军战地医院的对面公寓，但遭到轰炸，走投无路的斯皮尔曼逃到医院里，形容枯槁的他已到了生死的临界点，但在困难的情况下，他在医院的废墟里想起了他挚爱的音乐。

在没有钢琴实体的情况下，伴随着钢琴曲斯皮尔曼进行了一次意念里的演奏，导演波兰斯基同样把镜头切换到之前的街道，但画风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冰雪融化消失了，这十分契合当时德军节节败退，苏联红军开始取得战略优势的战争态势变化，从镜头的角度的选取上，上次是斯皮尔曼所在的公寓角度，这次是公寓对面医院的角度，一方面这与镜头语言的主人公地理位置契合，具有前后观感的一致性，但观众也会发现，从这个角度看，街道远处的拱门比之前演奏时要宽阔了许多，也明亮了许多，这暗示着斯皮尔曼内心对前途渐趋明朗的渴望，只要咬牙坚持住，渡过目前最困难时期，光明和希望就在前方。

斯皮尔曼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被德军盖世太保上校霍森菲尔德发现，在获知他是犹太钢琴家身份后，看他邋遢的样子，霍森菲尔德十分怀疑，为了证明他没有撒谎，他把斯皮尔曼领到废墟中的一架钢琴前，让他进行演奏。

这是影片中最震撼心灵的一次钢琴演奏，斯皮尔曼如同鼠类的形象，肮脏且麻木的手指与肖邦的钢琴曲的优美形成近乎变态的反差，娴熟的指法在钢琴上舞蹈的活力，与战争造成的废墟和随处可见的尸体形成鲜明对比。导演波兰斯基的表现手法独具匠心，他用细腻的镜头捕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阳光，这缕阳光在斯皮尔曼的肩膀上流转着，时而映照在霍森菲尔德的脸上。

在意境上，这缕阳光来到斯皮尔曼的身前，照在键盘上，钢琴上摆放着象征纳粹的军帽和军服，但在这缕阳光的照耀下，无论是斯皮尔曼本人，还是霍森菲尔德，或是纳粹标志的军服军帽，都在肖邦的钢琴曲中产生了共鸣，在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琴声中，隔阂和敌意被这缕象征人性的阳光融化了，在钢琴的主旋律中形成了一曲反思战争和种族歧视、呼唤和平，歌颂人性美好的奏鸣曲，构建了一曲振聋发聩、泪干泣血的以人类生存为主题的乐章。

素有“罪恶大师”之称的罗曼·波兰斯基，以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受害者特殊身份，以马斯洛生理需求层次理论为思维框架，用写实的手法讲述了这一人类历史不堪回首的悲剧,。他用客观的镜头，对人性的罪恶进行了挖掘和批评，对犹太钢琴家斯皮尔曼不畏生存艰难的勇敢精神予以了歌颂，对人性的善的一面, 特别是多萝塔的友情和音乐的美好进行了独特视角的诠释。《钢琴师》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1993）讲述犹太大屠杀的视角完全不同，是钢琴家斯皮尔曼真实经历的音乐角度再现，两部影史经典在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上互为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