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影评观后感
《怪物》是继2018年《小偷家族》在戛纳夺魁后的又一部新作。也是是枝裕和脱离自编自导开始与编剧坂元裕二合作的第一部电影。电影无论在题材、风格、表现上都引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在展开对电影的评论之前,我需要进行一次简单地剧情陈述。
电影的主人公凑和妈妈在火灾的警报声中登场,原来是对面楼的商户出现了火情……
等等,如果我这样写下去大概就会完成这样一个寻常的“影评”——在一个孩子在校“被欺凌”的事件中,导演分别以妈妈,老师,孩子三个当事人的视角来对事件的过程进行了讲述。原来在不同的视点下,孩子受伤是因为无良教师的体罚这一看似无懈可击的事实被颠覆了。原来我们每个人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件的全部,当我们用那些“铁证”来对“怪物”进行审判时,我们也成为了怪物和制造怪物的人。显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依然可以写出类似“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怪物”这样相当深刻和触动人心的内容。
但是当我们用电影的教义(颠覆看似无懈可击的事实)来思考“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怪物”这一结论的时候,显然会有一个新问题,这个结论是否就是电影的全部?于是神奇的逆转也如电影剧情般发生了,如果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怪物的话,那谁又能不是怪物?
纵观整部电影虽然事件的经过被数次反转,但是参与事件的人物并不是像间谍一样潜伏在善良世界的恐怖分子,要在最后时刻逆转立场来改变战局。他们至始至终都是本本份份的普通人。一个想把儿子抚养成人的单亲妈妈;对学生关怀爱护的新晋教师;在家长与教师矛盾中站在了学校立场上的校长;与喜欢的同学一起玩耍的孩子。他们每个人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普遍、正常,以至于我们在看到每一段视角的时候都对他们的处境表示认同,但是为什么放在同一个时空下,大家就变成“怪物”了,这些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通过引用对安徒生童话《国王的新衣》的论述倒是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安徒生笔下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毫无戒备地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显而易见的事物通常被当作语词的典型,把我们从固步自封的虚伪中解救出来,迫使我们面对事物的真实状态。这种自由姿态对其周围人群,对发生在其中的互为主体的人际网络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人们一般倾向于采取默默忽略的方式。如果我们只想除掉那些不必要的虚伪和伪装,但是当声称皇帝根本没穿衣服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得到的比索取的还要多,多出来的就是皇帝降下的责难。这时候人们就会放弃对这个敢说实话的孩子的一贯表扬,而更情愿把他想象成一个多嘴的原型。换句话说要保持现存互为主体的人际网络连贯,对于该保持缄默的内容保持缄默,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会无心地引来灾难。
如果以《国王的新衣》作为故事原型。就能发现《怪物》里角色的问题所在。妈妈和堀老师这两个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的人,就是根本没想过皇帝还能不穿衣服的人。妈妈秉持着电影里公路牌子上写的“好的教育是要鼓励孩子而不是打骂”那样,即使凑放学不回家,甚至跳下正在行驶的车也不曾对他有一点责罚,完完全全地做到了“用爱包裹,用心呵护”。而堀老师也如他对患有鱼鳔病的金鱼是与别的鱼不一样的异类,是给大家带来困扰的评价那样,努力地朝着好老师该有的样子努力。
那么校长和凑就是那个清楚地知道灾难的后果的人。她们明白事实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没看到真相的人会如何看待“皇帝根本不穿衣服”这句“谎言”。如果大多数人根本不相信皇帝还能不穿衣服,那么皇帝依旧可以以他们的名义降下灾难。所以校长宁愿选择曝露自己与孙女的隐私也要掩盖堀老师没有体罚凑的真相。只有博取了大众的认同,学校才得以生存。而凑虽然年纪小小,但是他经历的“教育”也一定不少。周围同学对于没那么男子气的星川的霸凌,星川父亲认为喜欢男孩子是“猪脑”需要改造的态度,以及学校和家长对于正常人的标准,从妈妈和堀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就能看出。
显然这两组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恪守着一条行为标准——“皇帝穿着衣服”。并且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他们最终成了这条标准的受害者。“如果我告诉妈妈,我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那我就成不了爸爸那样的人了,妈妈会很伤心;如果我告诉家长调查的结果是老师什么也没干,是凑自己弄伤的。妈妈们是不可能相信的,如果事情闹大学校的声誉肯定就完了”。凑和校长的言不由衷,以及好像无论怎么努力都在做错的妈妈和堀老师的痛苦就存在于故事里以“缺席方式在场”的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正是因为由“妈妈和堀老师们”建构起的社会环境让“凑和校长们”失去了说出真话的勇气,同时接收不到真话的“妈妈和堀老师”们成了“皇帝穿着衣服”这条行为规范坚定的践行者。这两组人物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一组死循环。而电影里那些为了和大家一样欺负星川的人;认为堀老师与“小姐”交往甚至是纵火犯的人;那些原本喜欢堀老师但是却投了否定票的人都是这个死循环中的一份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原来真正的怪物是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正是因为大家一致地参考这个形象,让他成为一个单一的标准,才让每个人都变成了怪物。
但是等等,上面这句话虽然没错,但这还是一个稍显庸常的结论。我们还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环节,为什么凑会在前青春期就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不是说这样不可以,而是为什么)是因为来自权力的规训太多抑制了他喜欢女生的倾向吗?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若无上帝,万事皆许”。后来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反驳变成了——“若无上帝,万事皆禁”。也刚好解释了凑在性取向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先“有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俄狄浦斯阶段。会产生霸占母亲的想法。但是父亲会以阉割相威胁禁止这一快感。从而将孩子对母亲的认同转化为对父亲的认同。最终成长成为一名父亲。
在电影里反复被强调的是,三位男性主人公都是单亲家庭。麦野凑是由单亲妈妈抚养。从妈妈带着愤怒还能一丝不苟停车以及待人接物的细节不难发现,妈妈对于社会律法的坚持到了何种程度。对于妈妈这个形象在很多电影里有着更有趣的演绎。有一个经典案例,一个女孩问她男朋友“你想和我结婚吗?”男友说“不。”女孩说“别躲避问题!给我一个直接的答案。”在这组对话里,看似自由选择的环境被颠覆了,对于这个女孩来说“想”才是唯一的答案。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凑大概的处境了,妈妈对于他的爱是温柔的,是关怀备至的,是“鼓励而非打骂的”。实际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当那个总是喜欢说三道四的上帝“不见了”,凑在母子关系中的快乐也不见了。那上帝去哪了?并非上帝消失了,而是上帝直接化身为母亲与凑相遇了。恰恰是因为缺少了一种以父之名的阉割威胁,让母亲\上帝的形象不再具有吸引力而变成了一种让人厌恶的形象。
在生活中依然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解释凑的处境。比如在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老师会仔细地讲解性行为的过程。但是这个平时我们趋之若鹜的行为,当我们真正直面它时反而有同学会溜号。难道窗外真的有什么比课堂(演示性行为)更有吸引力吗?显然这里暴露了律法与快乐之间的关系,我们是通过“违反法令”体验到享乐本身。当母亲/社会律法直接暴露在凑的面前时,违反它!这一指令让原本对于女性的爱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凑成了“怪物”。
终于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问题的本身了,谁不是怪物?电影里其实早已指出了答案,其实就是那个和“多嘴的孩子”同样以缺席的方式在场的(凑的)父亲/(星川的)母亲。是代表着,暴力、反叛、责罚、成长的爱的另外一个维度。他们作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制约着另一种社会权力。当这种辩证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中的任何一种走向极端,就孕育了人“怪物”的一面。所以也许对于“谁是怪物”最好的回应便是“谁不是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