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事》影评观后感

《人生大事》影评观后感

《人生大事》的选题立足于以“学徒制”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殡葬行业，从社会底层人物莫三妹的人生困境出发，融汇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抗式命题表达。阿格尼丝·赫勒指出“现代性的动力首先是在一个拥有传统和固定信念的世界里开始动摇传统和信念的”，诚然，父亲对莫三妹的规训与传承、小文与莫三妹的相互救赎构成了影片中两条对立统一的叙事主线，其中父亲是传统性秩序的象征，而打乱主人公生活节奏的小文代表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建构戏剧化冲突如“误洗房本”“大闹殡仪馆”“给活人办葬礼”等事件的基点，又使影片在制造冲突中走向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和解。本文从传统性秩序与现代性意识的一体两面出发，依托于命运空间、伦理空间、剧作空间三条路径展开论述。

一、命运空间：传统生死观的现代性体认

莫三妹的人生困境基于对传统规训的反叛（父子关系不和）、现代法律的触犯（刚出狱）以及现代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女友戴绿帽），他是游离于两种社会伦理规范之外的无归属“个体”，影片重在展现莫三妹如何实现个体价值认同和社会化身份认证，并使观众通过一种充满矛盾和对抗的成长叙事达到银幕内外的共情。创作团队选择“孙悟空”和“哪吒”的传说原型作为主角莫三妹和小文的符号外化，借助五指山、红缨枪等美术置景、服装造型和“你属孙悟空的，一天变一个样”“这个小哪吒”等台词包装加深莫三妹与孙悟空、小文与哪吒的形象绑定。从神话叙事的角度来看，孙悟空大闹地府勾画生死簿，哪吒剔骨还亲又以莲花重塑肉身，二者均具有超越生死的本领，同时是反叛者形象的典型。影片巧妙借助国民对经典原型人物的亲切感塑造出莫三妹和小文这两个叛逆任性的行为主体，带领观众体悟“人生大事”的真谛。

片名《人生大事》作为表示抽象概念的能指，引导观众探究文意背后的具体所指。基于现代社会的城市化空间，小文舅妈与人群的大多数相同，将小文表哥的学业等名利世俗视为“人生大事”，最终尘归尘，土归土，老莫点明“人生除死无大事”，对于死亡的认知才是影片的核心命题。在传统生死观的阐释上，影片选择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表达，尽力扭转“死亡很晦气”的刻板印象，进而将亲人去世表述为“变成星星”，把殡葬从业者表述为“种星星的人”。从晃动混乱的手持镜头到相对稳定的运动镜头，“孙悟空式”的莫三妹走向成熟，从被命运规训的反叛者、抗争者逐渐实现与世俗命运的和解——然而和解并不意味着驯顺，莫三妹的成长叙事是“去传统化”的，在重视传统、循规蹈矩的殡葬业做出“给骨灰盒画画”“给活人办葬礼”等荒唐举动，引起父亲大怒，而这种现代性的反叛也逐渐被老莫所代表的传统秩序权威认可——如何发送自己的骨灰变成父亲留给三妹的一道创新试题。传统生死观的现代性体认在形式上表现出更豁达的态度，而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死亡的尊重始终不变，父亲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最终化成一瞬的烟花，照亮了莫三妹的“取经之路”。

二、伦理空间：传统亲属制度的错置与重构

现代性往往被指认为“非道德性”（immorality）。毋庸置疑的是，现代性推动了宗族社群的瓦解，其所强调的以血缘为核心的“强伦理”（dense ethos）规范也随之塌陷。亲属制度又称“亲属称谓制度”，是指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血亲或姻亲为主导的家庭形式。条理分明、尊卑有序的亲属系统出现于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巴金所著《家》等经典文本，也常见于《大红灯笼高高挂》《饮食男女》等伦理影像叙事。2018年，是枝裕和执导的《小偷家族》罕见地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重组家庭置于摄影机下，而这种家庭重构的方式又再次显影于《人生大事》的镜头当中。影片反复强调的是，小文是无父无母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而莫三妹所绑定的孙悟空形象也诞生于无根仙石。从神话隐喻来看，无论是哪吒还是齐天大圣均为缺乏血缘归属的“个体”，从人物小传分析，外婆去世之后的小文无家可归，被具有血缘关系的舅舅一家抛弃，莫三妹则与原生家庭关系紧张、与原配女友感情破裂，亲情爱情双双失利，其所对应的血亲和姻亲关系都在现代化的城市空间面临危机。

传统亲属制度的错位反而拉近了陌生人的距离。莫三妹与小文的关系起初是对抗且矛盾的，却在“舅妈弃养”事件后完成了情感的认证。小文渴望如外婆般不求回报的亲情与家庭，而小文所求正是三妹童年生活所缺，基于此，一个剥离了血缘纽带而扎根于社会同理心的“父女关系”悄然成型。配角王建仁和银白雪是小文的另一对父母，同样与小文没有血缘关系，在情感认证上略逊一筹，未能形成稳健的三口之家，而是与莫三妹一起，整合为拥有三个父母的四口之家。黑格尔法哲学的观念认为，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是在“缔结婚姻、规定家庭财富、抚育子女”中完成的，如此看来，莫三妹妻子的角色、小文母亲的角色成为这个特殊家庭的缺失一角，使之在伦理学范畴上难以实现社会化的完型。故而小文的亲生母亲海菲突然出现，与莫三妹等人争夺小文的抚养权，强行完成“父母-子女”的常规家庭形态的认证，基于社会同理心重构的特殊家庭由此在法理与情理上回归了传统亲属制度的血缘本位。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亲属关系的错位弥合了原生家庭的裂隙——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小文使得莫三妹和父亲冰释前嫌，一声“爷爷”满足了老莫对延续亲属制度的虚荣心，以无血缘的父女关系挽救了有血缘的父子关系。

三、剧作空间：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秩序和解

如上文所言，莫三妹与小文父女关系的建构、莫三妹与老莫父子关系的修复构成了《人生大事》的两条叙事主线。小文指代年幼、突发、任性、多元的现代性意识，老莫代表衰老、迂腐、执拗、岌岌可危的传统性秩序。莫三妹作为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人，夹在传统与现代的中间地带，以中间人的身份，完成新老交替的秩序和解。

从剧作结构来看，莫三妹与父亲的每一次关系危机都指向一个小文闯祸的主体事件。第一，小文深夜尿床导致莫三妹误洗房本，使得刚有起色的父子关系坠入冰点；第二，小文大闹殡仪馆激起莫三妹与父亲斗气，设下三十天挣三十万买下寿衣店的考验；第三，小文将想给自己办葬礼的刘爷爷介绍给莫三妹，颠覆殡葬传统的做法最终闹得父子关系破裂。传统的失衡起于现代性的介入，秩序的建构也从人物首次主体性的实践开始。自笛卡尔明确“我思故我在”的论断起，“主体便与主体性被全面等同起来，成为理性、思维与意志的代名词”。莫三妹在一系列“被生活推着向前”的动作之后，首次主动的行为便是收养小文。积极悦纳变化的同时，莫三妹与父亲的关系也发生了转机——在“尸体整容”的段落，莫三妹不仅实现了父子关系的正式和解，也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父亲手艺、事业、精神的传承，而传承的实现恰恰发生在传统性秩序接纳现代性意识之后（老莫接纳小文）。

莫三妹的中间人身份经历了顾此失彼的成长过程。在完成与父亲的和解之后，新一轮的问题即争夺小文的抚养权变为影片的矛盾核心，意即在主角归顺于传统的一端时，新老的天平发生了失衡的倾斜，现代性面临被舍弃的危机，而新旧事物的发展呈现否定之否定规律，即在“扬弃”的过程中呈现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特征。从剧作结构分析，莫三妹的灵魂黑夜起因于“弃养小文”和“父亲去世”两个事件，当主人公同时失去两个重要的指代时，如何破局从而完成身份的寻归成为影片的最后一个伏笔——送走父亲的同时寻回小文，在延续传统规范的路径上拥抱现代性的空间，最终实现新老秩序的包容性和解，这种略为中庸的指向在影片结尾形成一种强行团圆的结局，在价值体认上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格局。

结语：现代性的自身充满矛盾和对抗，《人生大事》借助不被规训的神话原型为人物注入谐趣且立体的生命力，在探讨现代性意识与传统性秩序的对立统一关系时，巧妙采用孩童与老人、生与死的形象指代，将从事殡葬业的莫三妹置于超越生死的特殊地位，作为观众的视点媒介深入自我反射的镜像认证。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讨立足于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土壤，仍有更多深入挖掘的空间，《人生大事》以小众题材讲述生死大事，其日常化、平民化、温情化的叙事策略为中国现实题材电影的推进做出了高质量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