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观后感影评

《悲情城市》影评观后感



1）关于电影整体感受

我曾经说过，有的电影，看的是一则故事；有的电影，看的是一个人物；有的电影，看的是一种情绪；而《悲情城市》，看的则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东晋衣冠南渡后的南京有过，1945年后的台湾也有过。

大时代的镜头里，总是聚焦于小人物身上的；群体意识的选择，也来源于无数个体的体验；人在最悲怆的时候，往往是不动声色的。而这些哲学命题，早已融入这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中了。只需一部《悲情城市》，从此以后拍台湾的导演中，除了侯孝贤，便不会再遑论他人。

从1945年日军投降，到1949年国民党迁都台北，不过四年的光景，九份山上如雪的芒花也才开了四次，可这轻舞飞扬的芒絮，落在每个时代人的头上，都沉重如山。

多少人、多少个家族在这四年里命运变故、重逢别离、生死两隔。基隆地区乡绅林氏家族的四个儿子，老大文雄经历了老来得子、生意由盛转败，最后死于帮派争斗；三弟文良从流落外乡到回归亲人，再到卷入帮派利益争斗被设计陷害，最终虽得保命却已疯傻；四弟文清则从与世无争的小摄影师跟随朋友宽荣一路走来，看其与一帮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奋起抵抗腐朽当局，牺牲自我报国殉节，最终也于懵懂之间确立了自己的进步理想并暗中资助同盟活动，最终被捕…

时代的车轮碾压之处，没人可以苟全于乱世，也许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就像静子哥哥给文清的留言“像樱花般盛放时随风离枝，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看似是宿命论的虚无，但其实每个人的理想不同，选择不同，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同。当你像文清一样找到自己的方向和使命之时，对无常命运的坦然，终将指引你不再畏惧未知的未来。

整部电影的节奏都是舒缓的，叙事是跳跃不连贯的，镜头语言是日常生活化的、朴实的，所有冲突性的、戏剧性的戏份都隐于镜头之后了，而更大的社会历史的叙事背景，则隐匿于背后的背后。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林家兄弟的家长里短，是帮派谈判朋友相聚的酒桌饭桌，是山海之间的牧野田园…

但透过这些平淡镜头的管中窥豹，你可以看见中日战场厮杀青年殒命的残酷，看见二.二八事件后的各种血腥镇压的残酷，看见政治肃清白色恐怖的残酷，看见社会混乱帮派火拼的残酷，看见民生凋敝百姓无处可避的残酷…

在此之上，我们又能感受到静子哥哥和文清、荣宽这些中日青年志同道合的友谊却在家国立场之前如樱花盛极而落的那种悲哀，感受到林家四兄弟在短短数年间遭遇人去家散的悲凉，感受到文雄口中说出“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清政府你马关条约有问过台湾人愿不愿意吗？”之言时内心的悲痛；感受到如宽荣这般有志进步青年舍身反抗腐败当局，写下“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这等遗言的悲壮…

所有的这些，共同构成了侯孝贤电影语言里的悲情底色，但又饱含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就像片尾宽美在九份的山上听到的第一声春雷滚滚。

片子的开头，是大哥文雄家里添丁，片尾则是四弟文清被抓后，儿子咿呀学语。结尾数分钟皆是林家一家在桌前吃饭的镜头，老太爷颤巍巍的端着饭碗，镜头结束于堂屋的空镜之中。这是台湾版的《四世同堂》，这是导演留给电影最后的温柔。世事维艰，但生活却永远向前，生命自会生生不息。

山河无声奔流去，岁月有情静守来。



2）关于“语言”的意象运用

另外，在这部电影里，我认为最能体现侯孝贤大师功力的是，他的悲悯之心和超常的洞察力为其找到了一个可以精准解构台湾社会和历史的工具。

侯孝贤用了一把叫语言的刀，解构了台湾。这是一把最快的刀，也是一把最狠的刀。

这部电影里，让我难忘的场面有三处，其中都和语言有关。

其中最动人的场面，是一帮来自天南地北的落魄知识分子在台湾九份山腰的小酒馆中聚餐，突然开窗俯身，向路过窗外的一队人动情附和着高唱《松花江上》的那一幕……九份是台湾东北部丘陵地区的一座小山城，台阶依山拾级而上，让人想起重庆。唱歌的人中，有台湾本地的老师，也有来自大陆的记者，他们口音含混，南腔北调，但却饱含深情。

另一个情节是大哥文雄去找对头上海帮，低声下气央求其放过被他们设计下狱的三弟文良。大哥大嗓门的闽南话，由他下面的马仔阿嘉翻译成粤语说给对方中间人听，然后再由对方翻译成上海话。电影里多处对白都采用了各地方言的混杂，闽南话、粤语、东北话、四川话、上海话、日本话…还有狱卒的南京话。但是最让人振聋发聩的，还是作为哑巴的文清在被一帮流氓追打逼问是否外省人时，磕磕巴巴吐出的“我…台…湾…人”的四个字。这让我想起了杨德昌镜头下的眷村文化，依然是多语言体系的底层社会结构，这样的构成，造成了不同地方帮派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台湾本土和大陆之间的割裂，是地理上的、语言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心理上的。所以说侯孝贤选择“语言”这个角度切入，真是既狠又准，如同庖丁解牛的刀。

母语，是我们从母体里带来的、来自远古的家乡记忆，是自我身份最基本的认同，但它其实也是历史上曾被奴役过的最清晰的种族烙印，如同喜马拉雅山脉的化石断层，一层层铭刻着从远古海洋生物走向高山生物种群的基因记忆。

就像今天的南京话，很多人疑惑同为苏南地市，南京的话语体系却与苏锡常地区的吴侬软语截然不同。看了《南京传》才知道，早在衣冠南度之时，南京最早的吴越子民就已经被迫接纳了北方民族的入侵和占领，他们或迁徙他处、或就地融合，再加上后来六朝时代、五代十国时代，直至明朝的迁徙融合，不断的社会动荡一次次重塑着南京的语言体系，直至孵化出一个特立独行的“四不像”来。所以，所谓故乡，只不过是祖先流亡之路上的最后一站罢了。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并不属于南京的“南京人”，可以感同身受到台湾原住民身上这份对自身归属的诘问痛苦。

语言联结着记忆，个体的、群体的、宗族的、种族的、甚至来自于远古时代的。都说母语是随身的故乡，但有一天我们在外人面前却发现被所谓的母语禁锢住的时候，那或许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表达无力，而是源于内心的认知惶惑：我们到底是谁？

其实，在各种方言构建的社会冲突之上，侯孝贤还设计了另一种语言体系的冲突，那就是有声和无声之间的对比。林家四弟文清作为聋哑人的人物设定简直是神来之笔。他的无声，让他得以在乱世之中避祸苟安；他的无声，让他可以用更澄明通透的心灵去解读这个世界，因此也收获了纯洁挚诚的友情和爱情；他的无声，与这个噪杂喧闹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无声，才使得他情急之下说出的那句“我…台湾人”的话更加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而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三个片段也是无声的。文清在深夜收到了宽荣就义的书信，轻轻递给了正在喂孩子吃饭的宽荣妹妹宽美。宽美放下碗勺，看完书信，表情惶然的放下信笺，又惯性的拿起碗勺喂了孩子一口饭，再次放下碗勺，看信，拿起碗勺喂饭…整个过程都是无言的氛围。原来，人在最痛的时候是发不出声来的，原来人在最痛的时候也不会忘记生存的本能…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坚韧，是推动人逆境求生的本能，这种真实的镜头表达也是构成这部电影经典的因素之一。



3）关于“父亲母亲“意象的运用

今天是父亲节，我不禁想到除了语言符号之外，电影似乎又有意无意的用了另一种符号来提出对“我们到底是谁”这个群体意识的拷问，那就是父母亲的意象。这部电影里，男性的形象大部分同时兼具有父亲的身份，包括开篇得子的林家老大以及最后娶了宽美的文清，甚至包括躲进山里闹革命的宽荣也娶妻生子；而同时，大部分女性形象则是母性特征的表达，包括从少女变为少妇的宽美，老大的正妻美黛，以及在南洋当兵失踪的林家老二也有妻子在家。

母亲在片中的意象是清晰的、稳定的、留守的，就像我们总是笃定知道自己来源于何处；但父亲的意象却是模糊的、多变的，甚至是缺位的，就像那个全篇不曾露面的林家老二，像因被捕而生死未卜的文清，像就义的宽荣和其他知识分子…

如果把台湾人比作片里那些咿呀学语的留守稚童，母亲就是生他育他的本岛，而他的父亲却又在何方？是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他今日的性格脾气，又是何种基因深植入他的家族血脉里？他也许会终其一生地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