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观后感2000字

《长安的荔枝》观后感

《长安的荔枝》在影院刚上线的时候就想看了，只是因为这的那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去（其实那段时间有n多电影都想去影院看），恰逢国庆浏览视频网站时看到其上线了平台，遂观影后有感而发。

我对“长安”和“荔枝”这两个词关联的认识很晚，而且不是在历史或者伦理课上面得知，而是地理课，不知是哪个练习题上面，渲染了一波当今的冷藏与运输技术，然后又举了“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个故事。

对于这段历史故事的印象大概是剧中的“取之于民，用之于上”，而《长安的荔枝》总体看下来确实符合这种印象。它并没有宏大的战争叙事，也没有缠绵的宫廷爱情，只聚焦于九品小吏李善德的一场“不可能任务”，却写尽了小人物在权力洪流中的挣扎、觉醒与救赎。当那瓮历经九死一生的鲜荔枝最终呈现在贵妃案前，我看到的不仅是古代物流的奇迹，更是一部浓缩的官场乃至职场的现形记与人性的启示录，字里行间满是对生存本质的追问与对价值初心的坚守。

长安九品小吏李善德，在耗尽积蓄贷款购得郊宅的庆祝之日，被上司设计灌醉，糊里糊涂接下了“荔枝使”一职。敕牒上“荔枝煎”的“煎”字脱落，让他背负的实则是“荔枝鲜”的转运任务——需在杨贵妃六月一日诞辰前，将五千里外岭南的新鲜荔枝送达长安。而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性，使这任务成为必死的陷阱。

抵达岭南后，他经历重重困难，受“荔枝不离枝”启发，把保鲜期延长至十一天。

返回长安后，李善德遭六部推诿，方案还被宦官鱼朝恩骗取。“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的官场法则，不仅让李德善醒悟，也引起了我的共鸣，方案交与不交的抉择：不交则沦为祸首，背锅杀头；交则侧面显示各部办事不力，最终也难得好下场。他转而向杨国忠让功换取支持。

持杨国忠令牌返岭南后，他被赋予“相权凌驾皇权”的特权，却也目睹官府强砍阿僮两百余棵古荔树、驿站强征“荔枝钱”致民不聊生的惨状——为将荔枝数量从十丛增至三十丛，峒人世代生计被彻底摧毁。

历经日夜兼程的生死奔袭，李善德在贵妃诞辰当日倒在长安城外，最终仅有一瓮荔枝幸存送入宫中。面对杨国忠的封赏，他却掏出账本，痛斥“为这盘荔枝，砍了多少树、毁了多少园、逼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这番直言换来的是毒打与构陷，改判全家流放岭南。最终，他在被毁的荔枝园补种新苗，在安史之乱的浩劫中，以“罪罚”换得全家安宁。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这句贯穿全书的台词，是李善德绝境中的精神宣言，也是无数平凡者的生存镜像。接到任务之初，他并非热血赴命的志士，只是个为房贷所困的普通小吏，面对“必败”的结局，最初的绝望几乎将他吞噬——任务失败不仅会丢官罢职，还会连累家人背负巨额债务。但作为精于算学的技术型人才，他没有选择躺平或逃遁，而是用近乎悲壮的执着，在格眼簿上以墨点标记荔枝腐坏的轨迹，实则在丈量自己与“不可能”的距离。

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岭南试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为测试保鲜方法，他曾眼睁睁看着骑手坠崖、马匹累死；为优化路线，他踏遍瘴疠弥漫的山道，数次身陷险境。当四路运输试验全部失败，所有积累的经验似乎都化为泡影时，他没有放弃，而是从阿僮的日常经验中汲取灵感，创造出“分枝植瓮法”。这种在废墟中寻找微光的坚持，恰是底层生存最动人的底色——不是对权力的臣服，而是对自我价值的证明，正如他在算筹间反复推演时所坚守的：即便无法改变结局，也要看清过程的真相。

“既是身临绝境，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说不定还能搏出一点微茫希望。”

杜甫以老兵“死国可乎”的故事点醒李善德的这句话，道破了生存的残酷逻辑。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底层小吏本就是权力机器的螺丝钉，可弃可换，李善德的“拼死一搏”，本质上是对“被牺牲”命运的反抗。他的试验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探索，更是对“小人物命如草芥”的无声抗议。当林邑奴为他舍命相护时，这场孤独的搏斗便有了温度——两个被时代碾压的卑微者，以“知遇之恩”与“以死相报”，在权力的荒漠中浇灌出人性的绿洲。

“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杨国忠一句轻飘飘的话，撕开了封建官场最虚伪的面纱。李善德初到岭南时，按部就班申请驿马、冰鉴，却被层层推诿，连基本的办公物料都无法配齐；而当他手持杨国忠的牌子，原本森严的驿站制度、漕运规矩瞬间形同虚设，甚至可以强征民马、截留漕船。这种鲜明对比，精准揭露了权力运作的本质：规则从来不是为约束权力而生，而是为桎梏无权者而设。

电影中，“流程”的荒诞处处可见：李善德制定的精密转运方案，需要户部、兵部、太府寺等多部门协同，可每个部门都以“合规性”为由踢皮球——户部斥其预算荒谬，兵部称驿马调度需层层审批，太府寺则以“冰鉴属贵重器物”拒绝拨付。但杨国忠的口头承诺，便能让所有“合规性”障碍不攻自破。这种“人治大于法治”的生态，在现代职场多少有着强烈的回响：多少人埋首于繁琐的流程，却发现特权者只需一句话便能逾越所有边界。

“做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一个人吃独食，是吃不长久的。”

老吏韩洄的点拨，是李善德官场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人性挣扎的开端。初入岭南时，他不懂“利益均沾”，被经略府视为眼中钉；学会“让功”后，他瞬间获得杨国忠的支持，原本停滞的转运计划得以推进。但这“成功”的代价，是与鱼朝恩等权贵同流合污，是失信于曾倾力相助的苏谅，是默许官府强征暴敛。

这场“花花轿子众人抬”的闹剧，最终演变成一场劳民伤财的狂欢。贵妃一句“想吃荔枝”，激活了整个官僚体系：岭南的荔枝园被摧毁，沿途的驿马累死两百余匹，农户多缴八万钱的血汗钱被榨取，最终耗费三万贯成本，仅换来两瓮荔枝与贵妃的一声轻笑。马伯庸以微观视角展现的，正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的历史真相——所谓盛唐繁华，不过是权力阶层用底层的血泪堆砌而成。

“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

完成任务后的李善德，没有迎来预期的喜悦，反而陷入了灵魂的叩问。这种愧疚，源于他亲眼所见的代价：阿僮含泪控诉“你骗我说只砍十棵树”，苏谅因符牒被废血本无归愤然离去，林邑奴的尸体在山林中腐烂，沿途农户因“荔枝钱”流离失所。

这些画面如针般刺痛着他，让他逐渐看清“成功”的虚幻。最初接下任务，他是为守护家人安稳，为偿还房贷；中途钻研技术，他曾沉浸于“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成就感；可当成功的勋章需要用良知换取时，他终于意识到：仕途无量、荣华富贵，在破碎的民生与逝去的生命面前，不过是镜花水月。这种觉醒，是小人物在权力迷局中的自我救赎，也是对“成功学”最有力的反叛——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站得多高，而是守住了什么。

李善德为送荔枝，头发熬白、双腿累瘸，可在史书上，他连名字都未曾留下——正如杜牧诗中“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无人知”，道尽了底层付出被历史洪流淹没的宿命。但电影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让“无人知”的李善德们发出了声音。那些被权力碾压的痛苦，被良知拷问的挣扎，被情义温暖的瞬间，构成了历史最鲜活的注脚。

这粒跨越五千里的荔枝，是权力的试金石，也是人性的放大镜。它照出了杨国忠的贪婪跋扈，照出了鱼朝恩的阴险狡诈，也照出了李善德的坚韧善良，照出了林邑奴的重情重义。在这场以“贵妃一笑”为终点的转运中，每个人都露出了最真实的面目：权贵们将民生视为草芥，用底层的血汗装点盛宴；而小人物们在绝境中坚守的情义与良知，却成为黑暗中最亮的光。

电影结尾，李善德在岭南补种荔枝树的场景，与开篇长安城外的房贷压力形成鲜明对比。他最终明白，生活的真谛从来不是仕途高升、家财万贯，而是与家人共食粗茶淡饭的安稳，是守护内心良知的安宁。这种领悟，不仅是李善德个人的救赎，或许也是对我接下来即将从事业务工作、背负KPI压力的提醒：当我为所谓“指标”、“KPI”乃至“成功”而疲于奔命时，或许该停下脚步，问问自己究竟在追逐什么，又愿意为所谓的“成功”付出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