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观后感
一些废话:看完之后十分庆幸没有去影院看这部电影。当时没有去是因为感觉一个在女性或者女性+“女权男”的观众群里出现“一男的”,尤其是长相抱歉(すみません🙇)的“一男的”会被两种生理性别同时嘲笑。庆幸是因为这部电影真就完全迎合了上面两种观众群体,真就把用工业糖精粉饰过的现状当成了一个可能的乌托邦。当然,即便如此,即便它根本没有对现状提出任何改造宣言或者计划,在我看来《芭比》的价值依旧远超依旧困在前现代英雄主义自恋情结中的《奥本海默》。(当然,这显然是两部没有任何共同点的电影,可为什么营销总是把它们放在一起?)
《芭比》似乎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生活在乌托邦中的女人在因自身危机离开乌托邦,进入现实后,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危机,同时也解决了整个乌托邦的危机,或者说,把这个观众肉眼看来就显得荒唐的乌托邦重新拉回了现实,并通过某种充满共情的、天下大同的姿态邀请男人们一道重建这座坍塌于真空中的废墟,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但面对这样的剧情,也许作为观众的、生活在现实之中的我们应当化用一下鲁迅对《玩偶之家》的评价,并问出那个问题:芭比走后怎样?
从逻辑上来看,《芭比》全片都是在讲述芭比是如何出走的,又是如何回来改造“现状”的,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闭环:
如今的女权主义只是一种描绘真空中的球形鸡的消费品,它高悬在与现状无涉的天外,女人们借它向地面投下的影子来理解,或者说误解自己的处境。在成长中,女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并不天然地能成为医生、法官、宇航员或是总统,即便可以,也不过是来自某只看不见的手的施舍。影片对“真空”与“现实”的讽刺虽然大都夸张,但却依旧十分精妙,或者不如说,这样荒诞的描绘手法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了“女权主义真空”与“消费主义现实”之间的断裂。
在这种断裂下,一种理应并不存在的、现实与真空的神秘联系使得理想且单薄的女人不得不从真空中下来,潜入现实寻找作为女性的真相,并与乌托邦一道被这真相击溃,陷入“父权制”的掌控中。但是这种击溃反过来使女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真正处境,并因这样的认识重新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甚至因此原谅了同样为父权制所害的男人们。
你看,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芭比们已经领先娜拉一步,在出走历练之后又反过来改造了自己所在的环境了,她们强大的意志甚至原谅了男人,团结起了所有人去建设那个乌托邦。
可是与电影前半部分精妙的讽刺相比,这最后的冲突难道不是太过单薄了吗?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要知道芭比走后怎样,我们首先要知道芭比究竟是在何时出走的?
芭比真的是在影片的开头就出走了吗?从真空来到现实与其说是出走,不如说只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从误以为家庭其乐融融到认清家庭与婚姻本来面目的这段过程。芭比/娜拉没有走,她只是因为过于天真地相信虚构的女权主义/家庭伦理,才需要多花一段时间来认清它们。如果说家庭与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被批判了太多遍,以至于不会再迷惑女人的话,那么对于“女权主义”这个时兴的名词,观众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对它进行祛魅:那里没有乌托邦,父权制总是阴魂不散,你越是光鲜亮丽就越是沦为它的工具。
真正的出走恰恰发生在结尾,前面所有的内容都与《玩偶之家》一样,只是对芭比最后那一个翻身的心理建设与自圆其说。于是那个问题因此有了意义:
芭比走后怎样?
与《玩偶之家》无可奈何的留白不同的是,影片给出了一个无比温馨的,试图讨好所有人的结局:女人们自然不必提,所有的男人同样都是受害者(简直无法想象影院里男性观众的脸上会有多少感同身受的笑容),芭比自己则通过一段背景全是柔和白光的谈话接受了并非真空中完美产物的自己,并决心去改变现实……然后呢?然后大家其乐融融相拥而泣,男人女人相互理解,芭比勇敢地去进行妇科检查,然后全剧终。
这又是哪门子现实呢?
如果去掉这段商业片所必需的画蛇添足,《芭比》实际上不过就是加了些现代观众所喜爱风味的《玩偶之家》。而一个值得沉思的事实是,《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也就是说,这些年龄远不止一百多年的问题在我们今天不要说解决了,甚至依旧连个潜在的解法都没有,人们能做的要么就是向现实投降,要么就是向真空投降,要么就是像芭比一样,永久地享用出走那一刻的自恋所带来的巨大满足感。
而现实,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现实没有任何改变。
当然了,芭比只是一部商业片,你不能要求它提供多么具体改变,可问题是,在今天,父权制的哪一根触须不是浸泡在消费主义中呢?在《芭比》上映后带来的“女权主义”热潮中,又有多少是在盛赞胜利而非冷静思忖呢?糖精本身没有错,但它的甜味掩盖了太多具体而复杂的问题。
善于利用自身弱点来增强自己的远不止资本主义,一切奴役人类肉体或是心灵的制度都有此特性。如果只是欢呼“娜拉/芭比出走了”,甚至用这欢呼淹没所有其他声音,那谁又会关心她们走后怎样,谁又会思考她们走后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