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观后感1000字

《初步举证》观后感



艺术有无用之大用。

澳大利亚女律师苏茜·米勒深谙此道，她放下卷宗，创作剧本，用二十年的时间，打磨出独角戏《初步举证》，去改变司法体系的不公。

演出震撼人心，并达成了她的目的—-Something has to change!

《初步举证》上演后，对司法界的触动从南半球波及北半球，澳大利亚拟设性侵案专门法庭，民事侵权诉讼的低证明标准成为新的维权路径；英国已经修订了相关法律，使陪审团在审理性侵案件时需优先考虑受害者证词。艺术之光照亮了法律的暗角，又一次提醒了所有人，艺术有无用之大用！

艺术不能直接制定社会规则，改变法律制度，但是它能直抵人心，改变人们对既定规则制度的看法。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莫不始于人们的认知重构。

这是上周观看被拍成电影的舞台独角戏《初步举证》带给我的思考。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一度让自己的思绪从朱迪·科默摄人心魂的表演中游离片刻，按照常规在心里复述了一遍案情，沮丧地发现，作为一个女人，也几乎不能对“她”赋予同情。

《初步举证》的女主角泰莎，一名牛津毕业的女律师，在伦敦律所工作得顺风顺水，生活得光鲜亮丽。与一男同事产生暧昧情愫，先是在办公室一次酒后“乱性”。时隔不久，又一次，而且是她自己将男同事带回家中，开始感觉良好，享受了性爱。后来因为大量饮酒又狂吃冰淇淋，她身体不适，呕吐不止。这时男同事将她从卫生间抱上床，违背她意愿，再次与她发生关系。她感觉自己肉体与意志被粗暴蹂躏，失魂落魄地冲出去在大雨的街头踟蹰两三个小时，然后选择了报警。而这时是凌晨六点，那位男同事还在她家她的床铺上沉酣未醒。

这样陈述事件经过，有人会同情她吗？可能更多的同情会给予那位男同事吧。

主动带男人回的家，怎么扯得上强奸呢？完全是一个酗酒女人的臆想吧。

“初步举证”在司法语境中指的是原告需提供初步证据以支持指控成立，能被立案进入正式审理程序。而苏茜·米勒在她的律师生涯中，接触到大量女性报警的“性侵”，不能被立案，或立案后也无一例被定罪。

法律上的这个bug，在法律体系内修补有相当的难度。

如果在我这样的观众看来，女主的“初步证据”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又如何能说服制定并习惯于维护现有司法权威的法律人呢？

可能正是对世道人心有深刻洞察，苏茜·米勒才另辟蹊径，二十年磨一剑，求诸艺术之神来修补法律上的bug。

观影过程中，我逐渐沉浸于朱迪·科默极具感染力的戏剧表演，她蜷缩在马桶边呕吐的难受，她被男人强力摁住的无助，她彷徨雨中的悲伤，在法庭上，因沐浴后证据全无，她在律师质疑下的颤栗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尊严被碾碎的崩溃，是的，正是科默精湛的表演，让我看到了泰莎遭遇性侵时的难受和屈辱，迷茫与挣扎，站上法庭遭遇二次伤害时的无助与绝望，以及她基于自我感受与价值判断的倔强与坚持，我看到她不被法律保护的伤痛，同情着她的这场人生意外与磨难。

带一个男人回家了，就不存在性侵吗？

那么

带一个客人到家里，客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不顾主人的感受了吗？

人与人的相处始终是个动态的过程，心理的微妙变化，情绪的此起彼伏，暧昧中的喜欢与抗拒，高亢的兴奋与急转直下的身体状况，这些都是血肉丰满的人之真实，是不应被忽略的存在。

而要传递出这些人性的幽微与复杂，舍艺术而难为。

为完善司法体系，没有诉诸理性的抽象说理，米勒从法庭走向舞台，诉诸情感，用具体的艺术形象来感染人，打动人心。赢得了人心，再去推动社会的改变，如顺水推舟。

《初步举证》顺利上演，从舞台搬到银幕，从澳大利亚走向世界。苏茜·米勒用艺术淬炼自己在法律专业的积淀，最终借助艺术之大用，成功地修补了法律上的一个bug。

其实，也只是初步成功。因为亲密关系中的侵害与被侵害，之所以长期难以定案，也确实有现实层面的困难。只是这个困难不应该成为女性一方的困境。

“她们追求的不是赔偿，而是让施暴者承认——为什么法律连这点尊严都吝于给予？”泰莎的喊话让我想起《秋菊打官司》，面对村长甩过来的赔偿金、李公安和稀泥式的调解，秋菊一次一次地上诉：“钱不钱的不在乎，我就是要个说法”。


两个不同时空的倔强女人，用各自的方式喊话法律，诠释着尊严的本质：它不是赔偿金额，不是刑期长短，而是作为人的存在被看见、人的主张被承认。


法律不仅认可那些可以呈堂的证据，也应守护每个个体灵魂深处的呐喊：我在这里，值得被看见。

当艺术之光辉照法律，我们可以期待，让冰冷的规则与程序，回到“人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