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影片《万里归途》

一条通往和平的归途


经济学院 2022 梁珍妮
第四届影评大赛 优秀奖

——评影片《万里归途》

电影《万里归途》是由饶晓志执导的首部以“撤侨”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塑造了基于2011年利比亚撤侨真实事件的拼贴再现撤侨记忆的社会空间。影片的精彩之处在于淡化了个人英雄主义，强化了平凡英雄的价值，呈现出个体力量与国家力量结合的社会面貌。同时影片延续了新主流电影的考验、悬念等延宕手法增强叙事动力的模式，在历史的缝隙中以平视的镜头聚集个体、群体、国家，在容纳历史记忆的场所中烘托家国情怀、传递维护和平的期望。



家给我温暖，国给我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但是，在国的危难之时，人们却常常面临家与国的取舍。在抗日战争弥漫的硝烟中，是挺身而出奔赴前线，还是躲进小楼看顾妻女？在军阀混战氤氲的拼杀里，是挥师北上一统中原，还是举家外迁求得安稳？历史的碎片总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演。



当章宁被意外枪杀，宗大伟没有退路，只得临危受命，这时他的选择不言而喻。塞涅卡说：“真正的伟大，就在于拥有脆弱的凡人的躯体却具有不可战胜的神性。”影片中的宗大伟就是如此。在这条归途上，宗大伟自我英雄身份的确证是在一次次逆行中完成的。在丢失护照、寻找遗孤、解救掉队者三次逆行交织情节，宗大伟渐次发现他心中信念与力量，最终在与反政府武装头目穆夫塔的对峙中达到了高潮。由此也展现了作为个体人的存在于特殊境遇下的情感张力，及其在坚韧与脆弱复杂交织中完成的英雄行为，进而实现了小家与大国的同构。

舍家为国，在所不辞，是这个时代最激昂，也是最动人的口号。而今，在和平年代，家国之间更多地体现出的是相互连接，相互支撑。舍家为国的精神被我们赞颂与珍藏，但为家为国显然更符合这个时代的呼唤。



影片里展现出来的归途是从沙瓦集市中宗大伟和成朗带领中国幸存侨民为开始，踏出32万6713步，跨越沙漠来到迪拉特救援点，最后搭载中国航班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但是现实中这条通往和平的归途是无形的，需要的时间和代价是无法估量的，这条路是否能够走完还是未知数，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人类需要和平，世界需要和平，战争绝不是长久之计，那么这条归途必须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影片多次运用了前呼后应的方式，比如阿拉伯谚语“面具戴久了，真成你脸了”在影片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宗大伟在与章宁发生冲突中用来讽刺章宁上前线是为了接过严参的职位，第二次是成朗对于宗大伟没有向大家交代迪拉特不一定有救援，第三次是宗大伟揭穿了穆夫塔的骗局之后说的话。



一句“面具戴久了，真成你脸了”不仅承载了重要的剧情发展线索功能，也提示了人物塑造上心理深度开掘的努力。每一次的这句话都有它不同的深层原因。宗大伟知道这次的任务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作为一名丈夫，只想尽早回国，回到自己家里陪着妻子生产，而且在后面剧情中也有交代妻子之前因为自己出任务不幸流产，留下了遗憾和阴影，所以宗大伟通过贬低同事来寻求自我安慰，掩盖自己自私的一面。成朗是一个有朝气、有理想的年轻人，他对于说真话有着一种很深的偏执，直面指责宗大伟的懦弱。“地震、政变、瘟疫，你都经历过，你也救过人，但我真没想到，你今天这么懦弱，你甚至连跟大家讲一句实话的勇气都没有。”



但在回国后的情节中补充了关于成朗的家庭，成朗认为母亲临终前自己没能见到最后一面都是因为父亲对他撒谎，因此形成了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的行为模式。穆夫塔已经戴着面具迷失了自我，用欺骗作弊的方式伤害了许多人，连同他的部下。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侮辱性话语彻底激怒了宗大伟，宗大伟果断地朝自己脑袋开了最后一枪，一枪空枪撕破了他的面具，面对部下的愤怒他赶忙圆场，并让宗大伟众人快走，后一秒却举起了手枪对准宗大伟，穆夫塔人性的黑暗面将他吞噬。有人说，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却是一种胜利，算得上是对这句阿拉伯谚语的回应。

异域空间的景观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冲击，在努米亚是一片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痛苦呻吟；在影片的最后，宗大伟等人回国恰逢新年，见到的是一派祥和，国泰民安的场景。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是刻画宗大伟走在回家路上，突然一声炮响，顿时扭头防备，发现原来是过年放的烟花才放松了身心。这个情节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短短几帧就将战乱与和平对人民的影响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空间的切换和身份的转换让宗大伟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虽然宗大伟一路上都很平静，但其实内心已经在积聚起千丝万缕的情感。可能只有在拥抱妻儿的时候，才能够让一个从九死一生活着回来的人内心得到踏实感，安放个人情感。影片进行到这里，主人公形象就已经很丰满了。

影片通过对“枪”和“中国性”符号的联结并置，对比产生强烈的文化寓意。从努米亚街头随处可见持枪的巡逻兵、叛军的步枪特写、努米亚士兵用来自尽的枪、反政府武装头目穆夫塔手中的金色左轮手枪特写、对准无辜群众的枪口，枪和枪声在努米亚频繁出现，枪意指残暴、对生命的漠视，作为符号概念转喻努米亚混乱无序的异域空间。摄像机是外交官唯一的武器，影片结尾处成朗在和穆夫塔对峙过程中勇敢地举起没电的摄像机，意指中国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勇敢。此外，归途中飞机窗外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珠穆朗玛峰、中国红颜色的新年祝福、灯火通明的天安门广场等，这些“中国性”符号在长时间的文化积累中已经成为潜藏的符码，存储于人们的文化记忆之中。

就像成朗所说的“没有救援，没有物资，没有通讯，什么都没有”，宗大伟等人面对的是“孤岛式”救援，通过在沙漠上燃烧“D”型篝火，向国家传递信号；大使馆也在日日夜夜不断搜寻侨民的具体位置，在我认为这也可以看成是国家与人民的双向奔赴，就像在影片里出现的一个男人挥舞中国国旗，其他侨民共同奔向旗帜，围成了圈的那样。“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喜马拉雅的山脉，飞机已经进入中国领空，欢迎大家回到祖国的怀抱。”在那一刻，无数长夜熬成了万里曙光。

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了在异国他乡人性的光辉，比如边境官哈桑、司机瓦迪尔。在前面的片段中两个人的存在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有人认为瓦迪尔是为了跟随外交官回中国，但是在宗大伟邀请司机瓦迪尔一起去中国时却拒绝了，理由是迪拉特是他的家乡，到了迪拉特就不再往前走了，即使故土深受灾难却也只想回家，结果死在了叛军的枪下，死在了离家最近的地方。边境官哈桑曾经和章宁是同学，在人心惶惶、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候，为了国家和信仰坚守到最后，就像在学校时身为足球队的守门员一样守卫着边境。在哈桑和宗大伟谈论“这个世界会好的”，对法提玛温柔地说着要“活着”，不久被最信任的部下背叛，吊死在边境桥上，哈桑再也看不到和平的世界了。这两个桥段引起了观众很大的反响，两个悲剧性人物整体形象都得到了升华，历史的悲剧也带给了观众更多的共情和思考。

纵观方方面面，电影《万里归途》是一部成功的商业新主流影片，让我们在事件过程中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不是靠一帮勇敢者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普通人一起一点点抬高勇气的下限，在人物身上懂得了中国人的骨气是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这是影片《万里归途》在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强有力表现。